在中国文人诗歌的悠久历史中，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用事，这一艺术手法，与比兴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诗歌创作的丰富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对用事进行了独到的阐释，认为它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巧妙运用。从汉代文人诗中的王架《七哀诗》到阮瑀的咏隐士诗，我们不难发现，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情感的交融，正是用事与比兴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以自然物象进行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进行比兴，在思维层面并无本质差异。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更是明确指出：“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这一观点，进一步揭示了用事与比兴之间的内在联系。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与比兴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艺术方法在阮籍的《咏怀》组诗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用事的技巧也在不断发展。刘宋以来，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方向迈进，但同时也逐渐流于俳偶和铺陈，与比兴的艺术精神渐行渐远。王僧孺、谢灵运、颜延之等诗人，以精于用事而著称，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无疑成为了一种炫示诗歌技艺的典范，但也因此引发了钟嵘等诗论家的批评。
进入初唐时期，官方类书的编纂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达到了极致，然而在创作精神上却与比兴传统疏远了。盛唐时期，诗人们重新将用事与比兴诗学传统相结合，恢复了用事和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强调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使诗歌更加贴近人心，更具感染力。
纵观诗歌史的发展，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时而离时而合，这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逞示，还是将其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创作的走向和风格。在江西省五市九校协作体的高三语文试卷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文学现象的魅力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