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触到纸页的瞬间，突然想起去年冬天整理旧物时，在抽屉最底层摸到的那包薄荷糖。糖纸已经泛黄，剥开时碎屑簌簌往下掉，含在嘴里却只剩甜腻的糖精味——就像此刻翻开高中作文本，第一页的“我的梦想”四个字，墨迹被岁月泡得发胀，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翅膀，轻轻一碰就碎成粉末。
那时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总爱把“梦想”二字写得格外大，仿佛把这两个字撑得越开，未来就越有地方落脚。记得当时老师让写“十年后的自己”，我咬着笔杆想了半天，最后写了“要当一名记者，去最危险的地方写最真实的故事”。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大概以为“危险”就是电视里看到的战地记者扛着摄像机跑过枪林弹雨，却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是深夜加班时咖啡杯里晃动的倒影，是采访对象突然沉默时空气里凝结的尴尬，是写了一万字却被编辑一句“不够吸引人”就全盘否定的无力感。作文本里还夹着张皱巴巴的纸，是我偷偷抄的《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手记，字迹被汗水洇开的地方，现在看像极了泪痕。
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夹着半张没写完的信纸。那是高二暑假，我和同桌约好要一起考传媒大学，我们在教室后排偷偷传纸条，写“以后要住同一间公寓，养一只叫‘新闻’的狗，每天早上边喝咖啡边改稿子”。信纸的边缘还画着两个小人，一个举着话筒，一个拿着笔记本，背后是模糊的太阳轮廓。可后来她去了本地师范，我留在了省城读中文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毕业典礼后，她抱着我说“其实当老师也挺好，至少不用熬夜”，我笑着点头，却看见她眼角有未干的泪。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全是学生的作业和班级活动，我的相册里则堆着采访对象的照片和未完成的稿件——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跑着，却再也找不到当年传纸条时那种，仿佛只要伸手就能碰到彼此梦想的温度。作文本的封皮已经开裂，我用手轻轻抚平，突然发现内页空白处有一行小字，是当时的自己用铅笔写的：“如果十年后我没成为记者，就把这本子烧了。”现在看，这行字像句温柔的诅咒，又像句无声的道歉——我终究没成为当年想成为的人，却也没舍得烧掉这本子，就像没舍得烧掉那个在教室里咬着笔杆写梦想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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