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代开创科举制度以来，经义考试便成为历朝科举的必考科目，且在众多文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不同朝代的经义考试形式各异，唐朝采用帖经、墨义，宋朝则偏好大义，元代则以经疑、经义为主，直至明、清两代，八股文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流形式。八股文，这一独特的文体，不仅承载了选拔人才的使命，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明代文化精神的象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文也经历了从赞誉到批评的风雨历程，其文化意义与功能究竟如何，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复旦大学教授陈维昭的新著《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以下简称“陈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八股文。该书不仅深入剖析了八股文在明代科举制度中的演变历程，更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功能。
陈著首先将八股文置于中国科举制度演变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明代的乡试、会试分三场进行，考试文体多样，但八股文因其在经学中的首要地位而脱颖而出，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科目。陈著通过对比唐、宋、元、明四代的科举制度，揭示了八股文独尊地位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科举改革使得进士科成为士子通向官场的独木桥，而经义考试作为进士科的重要考试内容，其地位愈发凸显。这种制度设计为八股文在明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陈著还深入探讨了官方科场条例对八股文体的影响。科举作为官方选拔官员的制度，其条例的修订往往与社会意识形态、人文风尚以及朝廷对政治文化的管理意识紧密相连。陈著通过对《明会要》《明实录》《礼部志稿》等文献的研究，指出明代官方对八股文体的规定相对宽松，除了遵循朱熹理学、摹拟圣贤口气、采用排比和对偶格式等基本要求外，并未设置过多限制。然而，到了清代，科场条例日益严格，八股文逐渐从一种相对自由的文体演变为束缚重重的枷锁。陈著通过梳理从明代到清代八股文体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过程的真实面貌。
陈著还敏锐地捕捉到了科举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变数——考官。在明清时期，考官不仅负责阅卷、录取工作，更是朝廷的官员，其身份和背景对科举考试产生深远影响。陈著指出，考官的经学信仰、哲学观念以及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都会被带到命题和阅卷、录取工作中。一些考官甚至会利用八股文命题去影射、攻击政敌或谄媚权贵，从而对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此外，考官还是一代文风的倡导者，其命题和衡文标准对天下文风具有导向作用。陈著通过对大量命题数据的分析，揭示了考官命题变化对八股文修辞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影响。
综上所述，陈维昭教授的新著《考官·命题·文风：明代乡会试四书文命题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视角来审视八股文在明代科举制度中的文化身份与演变。该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对我们理解明代科举文化、政治生态以及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