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议论作为叙事文类与现代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是作者（或故事讲述者）与读者（或听众）直接交流的桥梁，更是小说与故事中复杂对话关系的构建者。议论，以其多样化的功能，如调节叙事节奏、深化主题意义等，自古以来便伴随着小说与故事的发展，历经改头换面，至今仍熠熠生辉。
列夫·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在他们的作品中频繁运用议论，甚至不惜中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展现其博学、风趣与睿智。这种做法，在19世纪的读者中广受欢迎，议论成为了他们作品中的一大亮点。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议论，乃至与议论紧密相关的“讲述”与“概要叙事”，逐渐成为了小说写作的禁忌。现代小说追求的是通过人物行为自然展现内容，议论最小化似乎成了某种“金科玉律”。
尽管议论在现代小说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其并未因此衰歇。相反，通过修辞转换，议论的作用在某些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一趋势的背后，隐藏着两大原因。
首先，当今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复杂多变，观念、意见、价值立场等话语包裹在一切事物之上，渗透进人的行为之中。文学要真实反映这些事物，就必须处理这些附着在事物或行为之上的话语，建立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议论，便成为了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工具。
其次，自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分裂与对抗日益加剧，个人向内心退缩的趋势明显。这导致了个人行动力的丧失与自我意识的过剩。当代小说若仅通过个体行为来呈现生活状态，显然已不足以。议论，成为了探索思想与意识问题的关键途径。
在西方长篇小说中，“议论”的功能多样，或升华人物与事件的意义，或概括作品价值，或加入作者的哲学与美学思想，甚至直接评论作品本身。如萨克雷在《名利场》中不断提醒读者，书中人物是他制造的傀儡，这种间离效果，正是议论的独特魅力所在。
相比之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家则往往避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甚至摈弃“议论”成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作品，均未见西方长篇小说中那种直接的“议论”。即便有，也往往以诗的形式出现，如《三国》借用前人诗来评论历史人物。这种差异，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西方古典长篇小说多“议论”，反映了其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则更注重故事的纯粹性与叙述的流畅性，议论的缺席，或许正是其独特艺术魅力的体现。然而，在当今世界文学类型日益丰富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应当重新思考议论的作用，既不盲目排斥，也不一味追求，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议论在小说创作中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