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逻辑发展轨迹，往往与其思维模式紧密相连。思维，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核心工具，其发展路径深刻影响着逻辑科学的演进。中西逻辑之所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根源在于两者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塑造了各自独特的思维习惯与方法，更在逻辑科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西方传统思维，追求的是精确与明晰，如同数学中的公式，不容半点模糊。它强调“一对象非A即非A，二者必居其一且仅居其一”的排中律与矛盾律，这种对“量”的极致追求，使得西方逻辑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逻辑中的每一个符号，都力求无歧义、精确无误，最终催生了现代形式逻辑的辉煌成就。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维则展现出一种模糊而深邃的美。它追求的是“模棱两可”“似是似非”的意境，对事物和认识对象的反映，往往忽视细节与成分的分析，而更注重对整体结构的“质”的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语言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些成语与名言，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生动写照。
正是这种模糊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逻辑在其发展历程中，并未过分强调“量化”与“符号化”，也未将其与数学紧密相连以求对思维进行精确计算分析。相反，它更注重或崇尚单纯的“语义”分析，强调对事物本质与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因此，中国的逻辑被赋予了一种以辩证逻辑发展为主要倾向、强调“质”的分析的内涵逻辑。
在对对象认识的方法上，中西思维同样展现出鲜明的差异。西方思维以对事物、对象的“条分缕析”见长，善于寻找对象之间的差异，却往往轻视各对象之间的联系与统一性。而中国传统思维则习惯于从世界或事物的总体出发，注重思考错综复杂的整体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与关系。它强调综合方法，注重对象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而忽视其区别，提供了一种强调各部分之间联系而不太考察其细节的认识视角。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逻辑科学领域，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决策。理解并尊重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更智慧地处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