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立法以来，中国历史著作便以真实简练为圭臬。史家为求史实，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传为千古佳话。微言大义的笔法，更是一脉相承，影响深远。然而，读者对于历史的渴望，远不止于简练的记载，他们更希望窥见历史的细节与风貌。
于是，在《春秋》之外，三家之传应运而生，其中左氏之传尤为出色。司马迁博采众长，实地考察，著成《史记》，对人物与环境的描绘更为详尽广阔。它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使历史与文学殊途同归，既树立了史学的典范，又开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真实往往难以捕捉。几十年间的历史尚且矛盾重重，更何况几百年、几千年前的往事？因此，历史在记录时，往往只存其大要，略其细节。我国历史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做法利弊参半，却一直延续至《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记》《汉书》的基础上完成，被誉为良史。裴松之的注解，更是为其增色不少。然而，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注为辅。后来，历史逐渐演变为文学作品，裴注中的材料因其具体生动，成为塑造人物、编演故事的宝贵资源。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并非《三国演义》独有。《封神演义》等作品，虽未用“演义”之名，实则亦是演义之作。演义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演变必须合乎情理，不可肆意妄为。演义小说当不悖于历史环境，不悖于人物基本性格，这一点虽难做到，却至关重要。
《三国演义》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为蓝本，更有多种戏曲为其增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流传之广，堪称首屈一指。
在过去，无论是农村的小药铺，还是城市的大钱庄，案首都摆放着这部“圣叹外书”。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巨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智囊，将领以其为兵法，百姓以其为谈资。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部文化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