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这位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其著作《日知录》中的“禁酒”篇章，初看之下似乎主张全面禁酒，实则蕴含着更为深邃的酒政理念。年轻时的顾炎武，不仅好酒善饮，更在与友人的交往中，将饮酒视为一种生活情趣。据乾隆《昆新志》记载，其好友归庄“性豪放善饮”，而顾炎武亦不遑多让，常与归庄等人“闲以觞咏，弥日竟夕”，足见其对酒的热爱。
顾炎武的饮酒经历，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年轻时的畅饮无度，到中年后的即兴小酌，再到晚年时的非礼勿饮，他的饮酒态度随着岁月的沉淀而逐渐成熟。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饮酒习惯上，更深刻地反映在他对酒政的思考与主张中。
《日知录·禁酒》并非简单提倡禁酒，而是提出了“先礼后刑”的酒政理念。这一理念，源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家“德治”思想，主张以德治酒，即先通过酒礼之教来引导民众合理饮酒，当酒礼教民无效或失效时，再辅以酒刑之罚来惩戒涉酒的悖礼之事。这种“禁酒”概念，实则属于“后刑”范畴，是对酒政管理的一种智慧诠释。
在顾炎武看来，酒礼与酒刑在政治功效上是相辅相成的。酒礼如同防患于未然的堤坝，通过教育和引导，使民众在饮酒时保持节制与礼仪；而酒刑则如同惩治已然的利剑，对违反酒礼的行为进行惩戒，以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二者共同构成了王道酒政的两个方面，体现了顾炎武对酒政管理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
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先礼后刑”理念，为后世酒政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在现代社会，虽然酒政管理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但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提醒我们在管理酒类消费时，既要注重教育和引导，又要依法惩处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