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在屏幕上滑了滑，空调冷气吹得胳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2008年高考作文题，这行字突然跳出来时，我下意识缩了缩脖子——那年六月的雨，好像又顺着脊梁骨往下淌了。
记得考前一周，班主任把历年作文题打印成小册子，让我们每天翻着“培养语感”。我总嫌那些题目太端着，什么“必须跨过这道坎”“他们”，光是看标题就让人喘不过气。可那天在考场里，拆开密封袋看到“他们”这个题时，手心还是出了汗。不是紧张，是突然慌了神——原来“他们”可以指谁？农民工？父母？还是那些在走廊里背书的同学？
监考老师敲了敲桌子，我慌忙低头看草稿纸。铅笔尖在纸上戳了个小洞，墨水洇开，像极了那年教室后窗外的雨。雨是半夜开始下的，我趴在宿舍铁架床上，听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上铺的小雯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她小声说：“你说，咱们算不算‘他们’？”
小雯是复读生，去年差三分没上本科线。她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校服，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课间别人凑在一起聊明星八卦，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背《赤壁赋》。有次我路过她座位，看见她草稿纸上写着：“他们说复读生没未来，可我的未来，难道要靠别人说？”
考场里，我咬着笔杆想了十分钟，最后写了农民工。写他们蹲在工地门口吃盒饭，写他们把孩子的照片塞在安全帽里，写他们用布满裂口的手数工资时，眼睛里闪的光。写到最后一段，突然想起小雯。她算不算“他们”？那些被贴上标签、被定义、被期待的人，算不算“他们”？
交卷铃响时，雨刚好停了。我抱着文具袋往宿舍跑，湿漉漉的刘海贴在额头上。小雯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攥着准考证，纸边被雨水浸得卷了起来。她冲我笑，嘴角有点僵：“写完了吗？”我点头，她又说：“我写了父母。”
后来成绩出来，我作文得了52分（满分60）。老师在课堂上念我的范文，说“立意深刻，情感真挚”。我低头盯着课本上的字，突然觉得那些农民工、父母、“他们”，都离我很远。真正想写的，其实是小雯——可直到毕业，我都没敢把这句话说出口。
前几天同学聚会，小雯没来。有人说她去了南方，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有人说她还在考公务员，考了三年没上岸。我翻着手机里的合影，照片里她站在最后一排，笑容淡淡的，像被雨水冲淡的墨迹。有人问我：“你还记得当年作文题吗？”我愣了下，说：“‘他们’。”对方笑：“那题挺简单的啊，我当时写了抗震救灾的英雄。”
原来“他们”可以指任何人。可以是被媒体歌颂的英雄，可以是默默劳作的普通人，可以是复读生，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那年我坐在考场里，为什么只敢写农民工？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最安全？还是因为，我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最想写的，是那个被定义为“失败者”的小雯？
现在再看“他们”这个题，突然觉得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十六岁的我，也照见了现在的我——我们总在写“他们”，可有多少次，我们敢直视“自己”？敢承认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敢承认自己也有脆弱、迷茫、被定义的时候？
空调还在呼呼吹，我搓了搓胳膊，把手机扔到一边。窗外的雨早停了，可心里那场雨，好像从2008年六月，一直下到现在。小雯现在在哪里？她还在为“他们”的定义挣扎吗？还是已经学会了，不被任何标签束缚，活成自己的样子？
我起身倒了杯水，水温有点凉。喝了一口，突然想起高考那天中午，小雯塞给我一颗薄荷糖。她说：“吃了清醒。”我剥开糖纸，糖是绿色的，像夏天的叶子。现在那颗糖的味道早忘了，可她说话时的语气，还留在耳朵里——轻轻的，带着点不确定，像怕被风吹散。
原来有些话，当时没说，后来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就像有些题，当时没答对，后来就再也找不到标准答案了。
2008年的雨，还会再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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