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航海技术的探索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中，地文定向与定位作为最基本且可靠的导航技术，在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地文定向，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观测和辨认途经的陆标，来确定船只的地理位置。这种技术，早在唐代就已初具雏形，为后来的航海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海员虽未拥有全面翔实的航路指南，但部分雏形已开始显现，为宋代航海技术的飞跃做好了技术准备。从贾耽所描述的“广州通海夷道”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对远洋航海活动中某些区段的航向、航距与航期已有了相对明确的认识。例如，“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这样的记载，不仅精确到了具体的距离，甚至对航程中的某些段落，如“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已精确到“半日”之久。这种精确度，相较于西汉时代班固所记的模糊航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同时，唐代对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辨认知识也日益增多。徐坚在《初学记》中即说：“海中山曰岛，海中洲曰屿。”这些岛屿山峰，作为明显的导航目标，被古代海员视为决定船舶行止及航向的重要依据。此外，通海河口的地形变化对航行安全度的影响，也引起了唐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察觉到沙洲堆积、航道变异等自然现象对航海的潜在威胁，如梁肃在《通爱敬陂水门记》中的描述，就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航海环境变化的敏锐洞察。
在测量海岸或海中的地形地物距离与高度时，唐代已有了较为精确的数学计算方法。早在汉代，中国人就已发明运用勾股关系与相似原理进行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然而，真正将其应用于海上陆标计量实践，则始于唐代李淳风所注的《海岛算经》。这部著作中的计算题，通过直角三角形的勾、股线长度，以及不同位置的观测数据变化，利用“重差法”进行计算，即可得出观测位置与前表的距离。这种计算方法，对于后世航用海图中地形的测绘与航距的确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如果说唐代航海技术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宋元时期的海洋事业则迎来了辉煌的巅峰。唐朝设在广州与安南的市舶收入，直接影响到朝廷国库的盈亏。北宋时期，神宗对海洋事业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认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绍兴七年，宋高宗鉴于“市舶之利最厚”，特别“留意于此”，希望通过发展海洋贸易来减轻民众负担。
仅就进口奢侈品而言，北宋仁宗、英宗到南宋高宗时期，市舶司税收一项就占南宋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到了元朝，朝廷更是将海上事业视为“军国之所资”，政府带头经营，鼓励民间全力参与，形成了“国家出财，资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海船，不仅船体结构、抗风性能、载重量远胜于隋唐时代，而且导航技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元时期成就辉煌海洋事业的基础，是官民同时经营海洋。这种经营模式不仅促进了海船的发展，还推动了航海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提升。从古代航海技术的璀璨篇章，到宋元海洋事业的辉煌成就，我们不难看出，航海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紧密相连，共同书写着人类探索未知、征服海洋的壮丽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