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举足轻重的文体，隶属于“记”类散文的范畴。它起源于中唐，至宋代而兴盛，成为记录时代文化、反映社会风貌的重要载体。学记的繁荣，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文化多个层面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科举制度与道学的兴盛，对宋代学记的创作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宋代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的重要推动力，对学记的创作影响显著。地方政府为满足科举考试的需求，纷纷兴建官学，学记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记不仅记录了学校的兴建过程，更成为地方官员表彰政绩、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载体。如仁宗庆历七年，杜应之出守浔州，兴建学宫后请余靖作记，便是典型一例。
科举制度虽催生了宋代学记，但学记并未因此对科举制度歌功颂德。相反，随着科举考试中弊端的显现，学记逐渐成为反思、批判科举制度的一面镜子。胡寅在《桂阳监学记》中，便将科举取士视为“世远道丧”的表现，体现了学记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
道学，作为儒学的新形态，是宋代思想界最为重要的学说之一。它的兴盛，对宋代学记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数量上看，南宋学记远超北宋，这与道学家对学记的情有独钟密不可分。道学家们通过学记，表达自己对“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追求，将学记视为传播道学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重要阵地。
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慈溪县学记》，便是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体现了道学对学记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些学记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宋代学记的繁荣，是科举制度与道学兴盛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记录了时代文化的变迁，更反映了社会风貌的演变。作为古代文学中的璀璨明珠，宋代学记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