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蒲松龄在其小说《贾奉雉》中，对“八股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示了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诞与无奈。贾奉雉，这位甘肃平凉的才子，尽管才名远播，却因不懂八股文的诀窍，屡试不第。直到有人指点他，在烂文章中摘取空洞俗套的句子拼凑成考场作文，他才意外地中了第一名。然而，这份荣耀并未给他带来喜悦，反而让他深感羞愧，甚至想隐居山林，放弃功名。八股文，这一看似荒诞的考试制度，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深远影响呢？
八股文，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地位不容忽视。当时，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通常需要撰写三篇八股文，因此，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也常被称作“八股取士”。这一制度的确立，可追溯至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但在此之前，八股文的雏形已悄然出现。
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后，为了稳固政权，实行文化专制，控制读书人的思想。他颁布诏书，提出“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使得天下读书人对科举考试趋之若鹜。在制定考试内容时，朱元璋借鉴了宋代的“经义”，并融入了分股对偶的元素，形成了八股文的雏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
从洪武年间探花黄子澄留下的会试卷中，我们可以窥见明朝初年八股文的影子。黄子澄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文，多用比偶，具备八股文的特点，并凭借此文考中会试第一。然而，八股文在成化年间才正式成为固定的考场文体，此后考官评阅试卷，必须先看是否符合八股文的格式，再看内容。这一变化，使得八股文逐渐成为控制文人思想的工具。
八股文的形式有着严格的规定，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这种格式化的写作方式，虽然有助于统一评阅标准，但也极大地限制了考生的思维和创造力。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从小就要诵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很多人因此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民间疾苦和天下形势一无所知。
顾炎武曾痛斥八股文之害，认为其“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他主张科举考试应该用经史和当世之务取代八股文，以培养真正有才能的人才。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后，仍然延续了明朝八股取士的形式，且更加文辞空洞、枯燥乏味。这一制度，如同另一种“文字狱”，有效地钳制了文人的思想，使得国家内忧外患，给了外敌可乘之机。
尽管八股文难不倒学霸，但其中不少人却对其深感鄙视。明代大才子唐寅（字伯虎）就曾说过：“若闭户经年，取解首如运掌耳。”这句话，一方面展示了他才华出众，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写作八股文对于他这样的才子来说，确实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唐伯虎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解元）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即便如此，他最终还是因科场舞弊案而无奈地终结了科举生涯。
八股文，这一古代科举的奇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选拔了人才，但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它限制了文人的思想，消磨了他们的才华，使得国家逐渐走向衰落。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要思考：如何才能在选拔人才的同时，避免类似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弊端呢？这或许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