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0月考的语文试卷中，一道关于“黄帝人神之争”的阅读题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场学术争论，自“疑古辨伪”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便在中国古史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围绕黄帝事迹是“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论。
古史辨派学者认为，黄帝本为天神，后经历了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他们强调，神话是否能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在文字记录产生前的口传时代，传说作为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传说与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另一派学者则持“历史的神话化”观点，认为黄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其后进入神话，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他们批评古史辨派过于依赖“神话”和“历史”的概念，而忽视了“传说”的重要性。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作，他试图通过引入西方“传说”的传统，来重新定义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关系。
这场“黄帝人神之争”，不仅折射出东西文化的碰撞，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古史传承体系的深入思考。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我们可以借鉴古史辨派学者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期在学术探索中取得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也为古史传承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三星堆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这些考古实物不仅展示了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古史传说的重新审视。
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的关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及其价值。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提倡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也有学者批评其“怀疑过度”，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事实上，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史传说，都是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考古实物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古史传说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因此，在重建古史过程中，我们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
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邑，证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晚商史可为信史。这一发现不仅显示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也为三星堆考古文化的解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丰富的考古实物，无疑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古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