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我们总是很容易忽略当下的生活，忽略许多美好的时光，而当所有的时光在被辜负，被浪费后，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叹它是最好的。” ——钱钟书。这句话，仿佛是对我们七零后童年生活的最佳注解。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小时候在唐明友家桃树园的第一次照相，以及偷桃子被追赶的趣事。那时的我们，生活在大集体的怀抱中，田地是队里的，大家一起去干活，却往往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成了常态。
记得在西边桑和银家的稻场，大家都在锄草皮堆粪，但北头的三哥和庄里的许多人，却扛着锄头在那聊天，半天才锄一锄子，做足了样子。抬草皮这样的累活，大人们都不愿干，就怂恿我们小孩子去。我们不懂事，也不知偷懒，大人们一夸奖，我们就浑身是劲，争着抢着去抬。大人们则在一旁观看、嘲笑、嬉闹，有时还让我们一起比试摔跤。每天早晨和下午，唐明意队长都会用大喇叭喊“上工喽”，“下地干活喽”，社员们磨磨蹭蹭地扛起锄头去干活，但真正用在干活上的时间并不多，生产效率低下，老百姓普遍都吃不饱饭。
那时候，我们每天喝的都是玉米粥，早上、中午、晚上，稀得都能照镜子，配点玉米面饼，粗糙得难以下咽。我们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每天吃不饱饭，饿得有气无力。一到收获季节，队里分粮食，一个季的粮食就用笆斗扛回家，最多扛个两三趟。后来，土地分到组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许多，生活也渐渐好了起来。三四家共用一头牛，虽然每家都有些小算计，但比大集体时效率提高许多，温饱算是基本不成问题了。
再后来，土地分到户（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都拼命忙自己的田，不用人催，不用队长安排，都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解手。那时几乎每年都丰收，大家粮食吃不完，生活越来越好。我们一日三餐终于能吃上白米白面了，过年还能杀个年猪；每家也能分得小菜园，吃上菜了。粮食改用麻袋装，用稻毡子储存，交够公粮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每家每户粮食都堆得高高的。看来，一个生产方式的改变，真的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时候最烦的就是交公粮。我和父亲拉着板车，装上一车粮食，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乡间泥泞的土路坑坑洼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到十几里外的邵岗粮站。每次都排不上队，排上队了还说不合格，拉去再晒。烈日炎炎下，晒了半天还有可能说不合格，说不定还会让第二天再来。粮站本身树就少，地方也小，晒粮食的同时，大家没有地方躲太阳，有点树荫，大人就会让给小孩休息。有时候晒的人多了，连晒的地方都得排队，排不上只有拉回家晒，过两天再拉来卖。公粮卖迟了，还会有村干部上门催，交不起的、阳奉阴违的可能还会被扒粮食、牵牛。那个年代，老百姓真叫辛苦。
然而，尽管生活艰辛，但我们的童年却充满了欢乐。那时没有什么电视、手机，玩的项目全是天然的。比如用纸折成蝙蝠、元宝、飞机、火箭等，在地上摔、在天上飞，玩得不亦乐乎。还有用泥捏成动物、手枪、带轮子的车等，用绳拉着跑来跑去，充满了童趣。用皮筋做成的弹弓，可以用来打树上的鸟、麦田的猪、门口吃粮食的小鸡，比谁的瞄准更精确。皮筋长的还可以用来做跳皮筋，短的皮筋可以用来弹射纸飞机纸火箭。还有用柔性好的树条做个弓箭，配上高粱杆，拉满了也能射得很远，能把鸡吓得四处乱飞。每到假期，我们小朋友总是想着法子玩，用树上的链果子走羊窝、找来石子来玩抛石子游戏、用砖头或铁块来砸老堆、用铁圈来滚铁环等，满村子狂奔，一群小孩跟后面抢着要玩。
那段岁月，虽然物质匮乏，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夏夜的萤火虫，成了我们童年最美的记忆之一。每当夜幕降临，那些小小的萤火虫就会在田野间飞舞，像点点星光，照亮了我们童年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