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剖析人物，实则是对特定时代典型性的深刻挖掘。人物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石，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一个时代孕育出的人民及其文化传统，塑造了该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映射出背后群体的思想与利益。这些人物，无论所代表的群体大小，其事业与时代脉搏、社会演进趋势的契合或背离，都是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物都既是社会的产物，又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情感烙印，同时，也受限于时代的局限。因此，研究人物，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探索，更是对特定时代典型性的全面剖析，其意义与价值远超一般性人物的探讨，能给予我们更为深刻的反思与启示。故而，人物传记，堪称时代史的纲领，纲举则目张，无英雄则无时代特色，无大众则无历史洪流。
在研究隋文帝时，我始终秉持一种理念：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全面理解其环境、思考、应对、政策与行动对社会的影响。隋朝的历史定位，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有人视其为南北朝的终结，有人则认为它是隋唐时代的开端。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东汉崩溃后，中国长期未能实现真正统一，西晋的短暂统一更是加剧了民族斗争，使中国深陷矛盾漩涡。隋朝的出现，结束了这一分裂局面，不仅完成了国家统一，还创建了崭新的政权体制，试图重建以儒学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其短短三十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堪称罕见。因此，将隋朝视为开启新时代的首个统一王朝，颇具说服力。然而，隋朝的统一又极为短暂，从平陈算起仅二十八年便告灭亡，故将其归为南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亦有其道理。这两方面，恰恰反映了中国从长期分裂迈向统一的艰巨与复杂，也体现了隋朝及隋文帝的两重性。隋文帝，既带着过去时代的烙印，又努力开拓新时代。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吗？因此，以成败论事，以善恶取人，实乃偏执与幼稚之举。要真正从历史中获得启发，首先需摘掉动辄进行价值评判的有色眼镜，以成熟的态度从历史中汲取养分。
旧的时代，是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其影响或隐或现，持续一生。隋唐两朝皇帝，均出自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他们坚称自己的出身，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文化自负。尤其是隋朝，从胡族政权的环境中崛起，高举起恢复汉魏之旧的旗帜，重新确立汉文化的正统地位，以统合各种文化，凝聚各族为一体。有鉴于此，本次修订《隋文帝传》，我恢复了以前为节省篇幅而删去的弘农杨氏源流考证，旨在为理解隋文帝提供家世的脉络。隋文帝不同于南北朝众多统治者之处，在于他深知中国统一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武力只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只有文化才能凝聚人心，缔造新制度，促进社会发展。隋文帝和隋炀帝虽懂得这个道理，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操之过急，不惜民力，甚至走向反面。唐太宗吸取隋朝教训，祛其暴虐，承其善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唐王朝的长期统一与繁荣。历史在前赴后继中推演，跌宕起伏，一帆风顺从来都是自欺欺人的泡影。因此，苛责失败者，不如自揭创伤，铭记教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隋朝的另一个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其突如其来的强大。中国历史上通过宫廷政变建立的王朝，往往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孱弱难振，但隋朝却出人意料地强大，内政外交、体制变革无不雷厉风行。隋文帝发动宫廷政变后，面对权贵不服、三方起兵的严峻形势，毫不退缩，强行镇压。同时，他还主动挑战虎视中原的突厥，将新政权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从内政因素的全新角度重新审视隋朝对于突厥的战争，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隋文帝的政治性格，让这场一直困惑着研究者的战争获得合理解释。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帝众多，但能够在历史上留下鲜明个性印记，甚至推动历史向着富裕民生、繁荣社会的方向开拓进取的皇帝却寥寥无几。隋文帝便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个性偏狭导致晚年政策偏离自己设定的轨道，但在主观上一直积极有为。最被误解的恐怕是他的继承人隋炀帝。他们父子共同的致命缺陷在于过度迷信和独裁专断，操之过急，所作所为即使合理，也因大大突破社会民众的承受能力而变成了空前的灾难。历史中绝大多数失败的皇帝因荒淫无度而亡国，但隋炀帝却因脱离实际的高歌猛进而祸国殃民。后人竟按照末代皇帝的模子把他描写成绝代淫君，将作者的欲念灌注其中并传播得眉飞色舞。塑造完成了，历史却消失了，只剩下失智的自愚。因此，历史必须追求真相，先还原当时的各种条件再去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批判，更没有真正的历史学习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