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本，作为时代变迁的敏锐反映者，不仅承载着母语教育的重任，更映射出近百年来社会价值的深刻变革与民族生存状态的缩影。从识字课本到现代语文教材，每一次变革都凝聚着教育者的智慧与心血，见证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中国封建时代，真正的母语教材寥寥无几，儒家经典成为识字习字之外的主要学习内容。这些经典虽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却难以全面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直至民国时期，语文教学迎来短暂繁荣，胡适、蔡元培等大师级人物投身其中，编写或参与编写语文课本，为母语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小学生和中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应运而生。这些教材以解放区“国语课本”和“中等国文”为基础，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课文内容以白话文为主，注重实用性与普及性，为新中国语文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初创时期的教材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分量过轻、知识系统性不强等。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遵循“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原则，力求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尽管受限于当时条件，教材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其探索精神与改革勇气值得肯定。
针对语文教学不够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的现象，1956年，在叶圣陶的倡导下，“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这一变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成为新中国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
然而，分科教学也暴露出过分强调文学教学、忽视学生一般读写能力培养的问题。1958年8月，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这一举措为语文教材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促使教育者不断反思与调整教学策略。
回顾百年语文教材的变迁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变革都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教育理念的升华。从经典传承到创新发展，语文教材始终承载着母语教育的重任，引领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