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引入，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带来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更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古代文明探索的热情。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人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强调，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往往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方法的选择和开发，则需紧密围绕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展开。
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而言，理论预设性引导和问题科学性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考古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遗存的学科，这些物质遗存如同历史的碎片，拼凑出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经济状况。然而，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只能对这些遗存作出一般性推断，加之证据的残缺不全或碎片化，更需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
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考古学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凭借自身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考古学在不少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加精确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的兴起，帮助我们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以及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人工制品的研究，则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器物的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以及制造、使用与分配；而分子人类学的引入，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基因流动、古代人群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宝贵信息。
这些信息的提炼，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若再辅以文献证据，则能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全面的图像。近年来，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考古学的一些先进技术，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在加强，这无疑为考古学的理论预设与方法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