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低收入国家在人口质量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这一成就却往往被人口问题专家所忽视。首要原因在于，对人口质量进行精准鉴定和计量存在巨大挑战。传统的人口研究主要聚焦于数量理论，而同时兼顾数量与质量的理论发展却相对滞后。这背后，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是，低收入国家因资源限制，难以在人口质量上有所改进。人们认为，这些国家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撑人口质量的投资，因为国民收入和储蓄的增长难以维持迅速增加的人口达到富裕生活水平。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明显错误。它将学校教育成本的增长视为纯消费性支出，而忽视了教育支出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马尔萨斯的人口数量理论，虽曾对人口动态变化提出独到见解，但其质量概念却局限于基本生存层面。在基本生存之外，人口质量的概念及其衡量，更多地与经济等特定方面紧密相连。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指出人类历史曾陷入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生产力、科技水平长时间停滞不前，社会人口呈几何级增长，而土地和粮食却呈算术级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土地供养极限时，人类便会面临饥荒、瘟疫或战争的威胁。因此，他主张通过节育来降低人口数量，以避免灾难。
然而，马尔萨斯未能预见工业革命的到来。这次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上万年来低水平的科技及生产力，机械化农具的使用、种子化肥的改进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带领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一历史转折，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人口质量与生育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人口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认为“人多力量大”，大力鼓励生育，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中，生育规模最大的时期为1965年到1970年初，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基本上来自这一时期出生的人群。
然而，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人口观发生了逆转。节育派采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主张限制人口生育。从1980年到2000年前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的问题。如今，这批规模巨大的创造者逐渐退休，青年群体规模因节育政策而无法跟进，人口结构逐渐逆转为干活少、养育多，给当前的人口繁衍、养老、育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人口结构的挑战，中国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到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再到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然而，尽管生育政策不断优化，中国近十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却依然总体低迷，甚至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密切联系。随着经济稳定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会逐渐降低，最终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原因之一在于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到，第一个宝宝出生时，父母的幸福感通常比较强，对玩具、衣服、奶粉等都慎重选择；但二胎出生时，给父母带来的兴奋感和满足感却常常会大幅度下降。尽管孩子性别不同或父母对孩子性别的偏好不同，育儿效用会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孩子越多，生育的边际效用越递减。
原因之二在于生育机会成本递增。生育机会成本是夫妇由于生育和养育孩子所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当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对母亲而言，生育机会成本还包括女性因生育离岗造成的工作技能下降、被调岗或降薪、被动失去晋升机会以及回归职场困难等等。此外，少生优生增加边际效用也是导致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受前两种原因的驱动，更多父母选择少生子女，转向优生优育。若经济持续增长，收入预期稳定，少生必然会转向优生优育，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