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在屏幕上划到那句“你不是鱼，怎知鱼之乐”时，窗外的风正撞在玻璃上，发出闷闷的响。我缩了缩脖子，把手机往被窝里又塞了塞——这温度，像极了初三那年晚自习的教室，风扇转得慢悠悠，可每个人的额角都沁着汗。
那时候我和小林总爱为这种“虚头巴脑”的事吵架。比如他说“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肯定考二次函数”，我偏说“出题老师最近在研究几何变换”；他说“《赤壁赋》里苏轼根本没醉”，我举着课本反驳“醉眼才能看山如舞”。最凶的一次，是为“鱼快不快乐”吵到班主任都来劝架。他站在讲台上敲黑板：“你们俩，一个惠子，一个庄子，怎么不考哲学系去？”
其实现在想想，我们哪是在争鱼快不快乐？不过是用别人的话当盾牌，护着自己那点说不清的执拗。就像小林总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选文科是因为怕物理”，可他不知道，我翻遍了他三年所有的周记本，连他写“今天数学课又睡着，被老师粉笔头砸中”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的“主观”多锋利啊。我认定他选文科是逃避，他坚持我学理科是跟风。我们举着“人只能自知”的旗子，把对方的真心都划成了伤口。直到毕业那天，他在我的同学录上写：“其实我知道你物理考砸那天，躲在操场后面的槐树下哭。”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久，突然想起有次月考，我数学考了年级第一，他却在走廊尽头抽烟——原来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偷偷丈量对方的快乐。
现在的我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把那些旧事照得格外清晰。原来“人既可自知，又能感知其他事物”不是多深的哲学，不过是长大后才懂的温柔——我们不必成为鱼，也能知道水的温度；不必成为对方，也能触到那些没说出口的疼。
可那时候的我们多倔啊。像两只刺猬，明明想靠近，却先把刺竖得笔直。小林后来去了南方学中文，我留在北方读计算机。上次同学聚会，他带了本《庄子》，我带了本《算法导论》。我们举着酒杯笑，他说“你现在倒是像惠子了，凡事都要讲逻辑”，我戳他胳膊：“你也没好到哪去，写诗还要押韵。”
其实我们都变了，又都没变。还是会在意“对方知不知道自己的快乐”，只是不再用争辩的方式。就像现在，我盯着屏幕上的“鱼之乐”，突然想起毕业那天，他塞给我一颗糖，包装纸是蓝色的，像极了濠水桥下的水。我当时没拆，后来在书包里放了三个月，糖都化了，粘在纸上撕不下来。
窗外的风又大了些，把窗帘吹得鼓起来。我摸了摸脸，凉凉的——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想起了什么。原来“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从来不在嘴上，而在心里。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最清醒的那个，却常常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比如现在，我突然很想给小林发条消息，问问他：“你还记得那颗化掉的糖吗？”可手指悬在屏幕上半天，又缩了回来。有些话，说了反而像争辩，不如留在风里，像当年那颗没拆的糖，甜不甜的，自己知道就行。
空调的定时器响了，房间陷入黑暗。我放下手机，把脸埋进枕头里。那些关于“鱼快不快乐”的争辩，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那些以为会记一辈子的细节，原来都在时光里慢慢化成了糖——粘在记忆的纸上，撕不下来，却也不再疼了。
只是偶尔在深夜，风撞在玻璃上时，会突然想起：那天的鱼，到底快不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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