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举足轻重的文体，归属于“记”类散文的大家庭。它起源于中唐，至宋代而大放异彩，不仅记录了学校的兴建历程，更成为了时代文化的缩影。学记的兴盛，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时代文化多个层面交织作用的结果，科举制度与道学的蓬勃发展，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科举制度，这一宋代政治、文化的基石，对学记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地方政府为科举考试之需，竞相兴建官学，学记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方官员期望通过兴建学校，为本地士子提供一个潜心向学的场所，助力他们科举之路。而学校落成后，官员士绅常邀名士撰写学记，以彰显政绩，如仁宗庆历年间，杜应之守浔州，便请余靖作记，便是明证。
科举取士人数多的地区，官学教育往往更为发达，学记作品亦层出不穷。然而，宋代学记并未止步于对科举制度的颂扬，反而随着时代变迁，成为了反思、批判科举的一面镜子。胡寅在《桂阳监学记》中，便直言科举取士为“世远道丧”之象。随着科举弊端的显现，宋人学记中批评科举的内容日益增多，学记逐渐成为了宋人表达“政学一体”政治理想的常用文体。
道学，作为儒学的新形态，在宋代思想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学记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南宋时期，学记数量远超北宋，质量亦参差不齐，这与道学家对学记的偏爱密不可分。道学的兴盛，不仅丰富了学记的思想内涵，更推动了学记创作的多元化发展。
在道学的影响下，学记不再局限于对科举制度的反思，更开始探讨教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议题。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慈溪县学记》，便是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展现了学记作为时代文化载体的独特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