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冬至的记忆大多与山丹紧密相连。尽管近二十年在北京度过，但每当冬至来临，那份对山丹的思念便愈发浓烈。今年，恰逢冬至在山丹，得知几位本家兄弟叔侄聚集过节，我欣然前往，共度这二十年来与众不同的一个冬至。
聚会地点选在距离县城六七公里的一个农家小院，由族兄新置。小院占地百余平方米，干净整洁，敞亮宜人，环境优雅，视野开阔。周边农田连绵，远山如黛，古树鹊巢，尽收眼底。这些景色，足以慰藉归乡的思情。晚间，十余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品尝着地道的牛娃子饭，猜拳行令，喧慌谝闲，热闹非凡。然而，这样的冬至聚会，在乡间已不多见，原因在于世界的变迁，人口的迁徙，以及生活方式的骤变，让乡村原有的味道逐渐淡去。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度过家乡的冬至，不禁让我回想起那些留在山丹的冬至之趣、冬至之乐。那些记忆，如同一帧帧册页，浮现在眼前，成为山丹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
河西走廊，历史悠久，汉朝之后进入中原视野。这片狭长的地带，生活着近三十个民族，十里不同乡，五里不同俗。多数地方冬至有吃饺子的习俗，但山丹和民乐的一些地方，却独爱牛娃子饭。牛娃子饭，何为？为何吃？我曾咨询过许多人，答案千奇百样，但意思基本一致：祈愿风调雨顺，祝福平安吉祥。后来看相关典籍，发现牛娃子饭与有些地方的百家饭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借此聚会，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冬至，在山丹，胜过一个重要节日。
小时候，山丹的冬至是这样度过的：冬至头天晚上，母亲把面和好，用梳子、筷头等工具，揪下小面蛋，做出圆窝形、蚕蛹样、方块、菱状等各种花样。第二天早上，煮上一锅香喷喷的牛娃子饭，里面最多和最具特色的，就是用梳子挤出来的“花牛娃子”。花牛娃子两头细、中间粗，形似牛犊子，故而得名。牛娃子饭的做法也颇为讲究，先炒出肉丁，再把土豆丁、豆芽菜等烩在一起，连同花牛娃子一起煮，半小时后，一锅色香味俱全的牛娃子饭便做好了。在山丹生活过的人们，无一不说牛娃子饭好吃、真香。其之所以如此美味，原因有二：一是下锅的肉比平常多，二是饭厚实，煮饭时间长，香气四溢，吃起来格外爽口。
然而，山丹乡间冬至最热闹、最精彩的场景，并非吃牛娃子饭，而是嗷牛肚子。
“嗷”在山丹，意为吵闹和讨要。嗷牛肚子，便是到每家每户讨要牛娃子，之后做牛娃子饭大家一起吃。对山丹乡下的孩子们来说，嗷牛肚子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大活动，大项目，甚至是一次特大行动。
嗷牛肚子通常在冬至头一天晚上进行。冬至临近时，小孩子从大孩子的口中得知今年冬至在哪里过的信息，便开始摩拳擦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冬至来临，孩子们早已准备好了嗷牛肚子所需的器械，如哨子等能制造出声音的工具。我参与冬至嗷牛肚子最早大约是六七岁那年。冬至头天晚上，我们在一伙大孩子的带领下，集中在一起，擂着鼓，喊着号子，浩浩荡荡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嗷牛肚子。有一个孩子敲打着一张铁锨头，还有一个孩子找来了一个废弃的洗脸盆，声音虽有些刺耳，却增添了几分热闹。
牛娃子搓起来费时费力，所以大多数人家要么给一碗面粉，要么给一碗小麦，有的人家也给清油和蔬菜、肉等。我们五队在嗷牛肚子方面实力最强，因为有几个牛高马大的大小伙“领导”和组织。记得那晚我们和四队嗷牛肚子的人马相遇了，仗着实力，我们队伍里有人喊“把四队的牛娃子没收了，让他们喝凉水去”。大人们一张罗，小孩子就当真了，嚷嚷着要没收人家的牛娃子。我们村有五个队，一、二队以王姓为主，三、四、五队基本是周氏家族队，不是兄弟就是叔侄，哈哈一笑，插科打诨一阵儿就过去了。
那晚的战果非常辉煌，我们嗷了一口袋小麦和半口袋面粉，还有清油、羊肉、土豆等。那夜在村子东头一户人家吃牛娃子。因为人多，开饭的时候都快半夜了。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资格上炕的，地下也站满了，我们就在院子里蹲着或者站着吃饭。隆冬的夜，星星泛着寒光，干冷干冷的，但我们玩得开心，吃得热气腾腾。
在山丹乡间，冬至嗷牛肚子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有些人家还刻意要求在房前屋后大声嗷一阵子，说这样可以活地脉。这样的活动，我参与过大约七八次或者更多。记忆中，还是那次的规模最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我和村里几个同龄人还临时搭建了一个班子，带着七八个小孩嗷了一次牛肚子。再后来，我孩子十一二岁的时候，几个小屁孩和其他人闹掰了，就自己组织了一支队伍，还嗷过几次牛肚子。略有不同的是，那时候嗷牛肚子的形式已经大变，他们把嗷来的小麦卖给村里的生意人，买了小吃。还有一次，收粮食的生意人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