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盛夏，北京医院住院部二楼的病房内，四张病床中有三张被占据。最右侧的，是建国门外的“黄楼老大”，他因冲突受伤，一个肾被刺掉，肠子上留下十几个洞，心中却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中间病床，躺着的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金墨，七十多岁的他因抄家气得小肠疝气，幸得少妻不离不弃的照料，却也自知医好这次也难逃下一次的厄运。而最左侧，是我，一个十五岁的反动学生，被棒打后腰伤盲肠炎，住院期间仍受中学专政队的严密监视。
为我们治疗的，是北京医院外科主任李天柱专家，然而，同年底，这位医术高超的专家却在连续批斗数日后选择了自杀，留下无尽的遗憾与反思。李庚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插队时的感叹：“一个人和一群马待大山里，六十天，一句话不说——没法与马交谈，孤独，绝对的孤独”，仿佛预示了那个时代无数人的心境。1972年，我在李之林家中，与他一同感受“死亡就在窗外”的绝望，无声之处，除了时间的滴答声，只有绝对的无望。
幸好，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绘画成为了我表达自我、成长的方式。1970年初，我的朋友大致可分为两类：画画的和不画画的。袁聪是第一个向我讲述法国印象派的人，他兴奋地分享着1930年代中国画家留学法国的趣事，还展示了几张印象派画的明信片，让我内心涌动着强烈的激动，尽管那时的我仍懵懵懂懂。
周迈由则是个另类的画家，他结交各式各样的画画者，追求明确的色彩与构图的趣味，是当时地下画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俄国现实主义画家。与他学画一年后，我选择了分道扬镳，因为我要用绘画表达我的感觉和情绪，远胜于研究绘画艺术本身。谭晓春和鲁燕生则是风格迥异的画家，我们三人一起画画，各自探索着不同的艺术路径。
1972年春天，工厂派我去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画画，为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投稿。我画的是一个东单菜市场的劳动模范，却因用纯红色表现其在家禽组工作的热情，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画风，最终只能提前结束，放弃了绘画为工农兵服务的念头。
同年7月初，在晓春家给徐晓天画肖像时，我鬼使神差地画得极为狰狞，结果徐晓天看后不悦，我只好标明是自画像。第二天，徐晓天被带走，受了多年牢狱之苦，大家戏称是我的画“方”了他。8月中，晓春在他家开了一个私人画展，我们四人凑了约二十多张画，画风各异，从严格的美院派到喧嚣的野兽派混着印象派，四面墙定义了当时的美术空间。展览最后，沙贝的苹果静物被选为最受欢迎的油画，展览的激情也激发了更多人的奇思。
那时，我和晓春走得很近，他欣赏我画中的光和灵气，我喜欢他画面安静下的徘徊。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晓春陪我在北海公园前坐了一下午，直到我心中的狂暴原子弹冷却下来。1972年秋天，他父亲复出，搬家到东四的一个王府，晓春提出我可以辞去工作，住在他家专心画画，这无疑是全世界最诱人的“工作”，但不知为何，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或许这就是艺术家的怪癖吧。往后数十年，我们彼此无音讯，但那段艺术与生活的交织岁月，却永远镌刻在心中。
鲁燕生是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在多多1972年的诗歌中，他被描绘为四肢长长，面色苍白，忧郁的目光，神经质的谈话，毫无希望的贵族气质。1972年秋天，在何伴伴家为燕生庆生日时，十几个人都喝多了，燕生最先倒下，躺在床上痛哭不止。大家逐一上前安慰他，却导致更多的抱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轮到我时，我也不知如何安慰是好，燕生的情绪却反而因此得到了释放。
这段七十年代的艺术狂想岁月，与芒克、北岛、多多等艺术先锋的交游，不仅是我个人成长的见证，更是那个时代艺术探索与追求的缩影。它记录了我们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挫折与坚持，也见证了艺术如何成为我们表达自我、对抗时代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