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碰到纸页的瞬间,凉意顺着指缝往骨头里钻。不是冬夜那种刺骨的冷,是夏天冰镇汽水罐外凝结的水珠,突然贴到皮肤上的那种黏腻的寒。我缩了缩肩膀,把手机屏幕亮度调低,可那行字还是直直撞进眼睛里——“2020年2月14日,晴,爸爸去社区值班了”。
那本作文本躺在抽屉最底层,和褪色的奖状、干瘪的橡皮筋裹在一起。我原本是找初中毕业照的,结果翻出这个蓝皮本子,封皮上还粘着半片干枯的银杏叶——是那年春天在小区里捡的,夹在本子里当书签,后来就忘了取出来。现在叶子脆得像张糖纸,轻轻一碰就碎成几瓣,落在键盘上,像极了当时落在防护服上的柳絮。

翻开第一页,墨水洇开的痕迹还在。那天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英雄”,我咬着铅笔头想了半小时,最后写了楼下穿红马甲的王阿姨。她总在早上七点推着三轮车给隔离户送菜,车筐里永远放着个保温杯,杯盖上的漆都掉光了。我写她弯腰递菜时,防护面罩上的水珠顺着塑料边往下滚,“像春天屋檐下的雨”。现在读来,这句话幼稚得可笑,可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那些水珠多干净啊,比我们停课在家时,阳台上积的灰干净多了。
p>第二篇是清明写的。老师让写“难忘的人”,我写了爷爷。其实爷爷是2019年冬天走的,和疫情没关系,但我还是把他写进去了。我说爷爷总爱坐在小区门口的石凳上晒太阳,疫情后石凳被铁丝缠住了,他就站在五米外,望着原来坐的地方发呆。写到“铁丝在阳光下闪着冷光”时,我哭了。不是因为想爷爷,是因为铁丝真的在闪,像极了电视里那些被拦起来的路口,红绿灯还在亮,可车和人都走不了。现在爷爷坐过的石凳早拆了,盖了新的快递柜,可那篇作文里的铁丝,还在纸上闪着光。中间几页被撕掉了。我记得是复课后老师让重写,说“要写和疫情直接相关的人”。我撕了原来的,重新写爸爸。他那时在街道办上班,每天穿着防护服在各个小区跑,回家时衣服能拧出水。我写他脱防护服的样子:“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往下揭,最后露出里面的短袖,汗把后背印出个心形”。现在想来,这比喻太刻意了,可当时就是那么写的——可能因为那天爸爸回家时,真的带了个印着“爱心企业捐赠”的纸袋,里面装着两包方便面和一包榨菜。

越往后翻,字越潦草。有篇写“网课趣事”,说数学老师忘关麦克风,背景音里传来他儿子哭着要玩具的声音;有篇写“阳台上的春天”,说妈妈把绿萝分装在奶茶杯里,给楼上的奶奶送去;还有篇只写了半页,标题是“等解封后”,下面列了十条愿望,第一条是“吃一顿不戴口罩的火锅”,第二条是“去公园看樱花”,第三条是“抱抱奶奶”——她住在另一个区,疫情后我们只在视频里见过。
最末页是空白的。老师让写“疫情后的世界”,我没写完。当时觉得有太多话要说,可真拿起笔,又觉得没什么好写的。现在看,那页空白倒像面镜子,照出了我当时的懵懂——我们以为“疫情后”是个具体的时间点,后来才知道,它是个漫长的过程,像潮水退去后,沙滩上留下的那些水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总也干不透。
合上本子时,一片银杏叶的碎片卡在指缝里。我轻轻吹了口气,它飘到桌上,和那些作文里的字叠在一起。突然想起去年冬天,我在小区门口遇到王阿姨,她还是穿着红马甲,只是头发全白了。我问她还记得我吗,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你是那个总写作文的小丫头?”我点头,她笑了,脸上的皱纹堆起来:“你写的‘铁丝在阳光下闪冷光’,我到现在都记得。”

原来那些作文不是写给老师看的,是写给未来的自己看的。可未来的自己真的读懂了吗?那些被我们反复描摹的“英雄”“难忘”“愿望”,在真正经历过的人眼里,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就像王阿姨不会觉得送菜是英雄行为,爸爸不会觉得湿透的短袖值得记录,而我的“等解封后”,在他们看来,可能只是孩子的一时兴起。
窗外的雨停了,月光漏进来,照在作文本上。那些字迹真的比记忆模糊吗?还是说,记忆本身就在不断模糊,而作文只是它残留的影子?我摸了摸脸,湿的——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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