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曾言，圣诞节，他更愿称之为“耶诞节”。这一称呼之变，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考量。在中国，将耶稣尊为圣人，并随之称其诞辰为圣诞节，这一做法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实则值得商榷。毕竟，我们孔子是圣人，释迦牟尼佛亦是圣人，而耶稣是否圣人，则需另当别论。这种称呼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文化自信的缺失与盲目跟风的尴尬。
回望历史，一两百年前，中国曾陷入文化迷茫的深渊。被强盗们打昏了头的中国人，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下，彻底怀疑自己的文化，进而演变成政治与文化的内乱。这一乱，便是上百年，导致我们既搞不清自己的文化，也搞不清西方文化，只能盲目地“杨柳千条尽向西”。这种文化上的迷失，实则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
自十九世纪末期，清朝咸、同年间开始，中国便十分勉强地向西方文化低头，试图学习其轮船、大炮、洋枪、火器等。然而，这种学习并未止步于机械文明，而是进一步延伸至宗教、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乃至西餐、大菜、咖啡、牛奶等生活细节。这种全面的西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但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人文思想的西化，更是将中国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自由、民主、专制、独裁、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被盲目地搬上舞台，大肆吹嘘，盲目实验。结果，却是惨不忍睹，无法收拾。这种盲目西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现代的教育制度，已完全西化，商业行为盛行。与以往中国教育制度中师生如父子兄弟、负一辈子责任的传统相比，现代教育的责任似乎已荡然无存。知识成了货品，教育精神与制度大相径庭。这种变革，虽有其时代背景，但也值得我们深入检讨。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是敬业乐群。敬业，即好好学习学问，做好人，学习人文，养成人格，再学习谋生技术。对学习、行为、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不可马虎行事。乐群，则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礼节、秩序、能力。这种教育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既要开放包容，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更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保持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