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里的中年（散文）赵瑜一扫帚兄，一个喜欢背诵海子的诗喜欢戴帽子的人。他的手机桌面上永远是刘亦菲。幼稚、荒诞。但他有特殊的记忆力。但凡是他看过的书，他都过目不忘。有时候，我会打电话问他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信里最亲密的话是什么。他沉默半秒，几乎可以将多年前他看过的那一段文字准确无误地背诵给我听。所以我们私下里叫他老博，博物的博。扫帚兄定期分享一些令人惊讶的见闻，我都当小说读。最近他说起一部关于因纽特人的纪录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清晰度一般但内容生动。主人公老布一家住在北极，以捕食海豹为生。老布几乎生活在一种和文明无关的原始状态中，他们一家吃生肉，用动物的皮毛当衣服和被褥。老布是如何捕杀海豹的呢？他要先确认他看到的那只海豹的性别，若是一只公海豹，他就躺在冰面上学母海豹的声音。不只是模仿声音，他还要做出母海豹的动作来，因为那些声音的细节也要靠动作的细微变化挤压出来，才更神似。果然，老布模仿的声音过于逼真，那只在冰面下的公海豹被诱惑出来。他用动物骨头制作的鱼叉刺向海豹，最终抓住了这只公海豹。他们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冰屋子里。温度一旦到达零下三十摄氏度，老布便可以光着膀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高温了。这个纪录片所呈现的不只是特殊地域里的人的生活状态，还有人类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们在那么寒冷的环境里生儿育女，打破了我们对正常生活的理解。“温暖”这个词语在他们这里竟然可以用来形容零下三十摄氏度，这几乎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巨大的嘲讽。而最让我动容的，还是人类对动物的模仿。那是一种关于生存的智慧，一种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练习后对某种动物的生活细节熟悉的过程。人类通过对动物的模仿延伸了自我。这不再是一种生存技能，而是对自我以外的世界的揣测。尽管这些人活得艰苦，甚至封闭，但生存的困境将他们身体里的潜能逼迫出来，让他们有了另外的观察和思考，甚至是可能性。扫帚兄和我关注的故事细节完全不同。他更在意的是人在那么寒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还有欲望，并且可以生儿育女。这几乎是一种大于人类理解能力的寓言。而我关注的，却是人类在某种条件下，具备了远大于其他条件下的人类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离开这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便会慢慢地消失。这就是人类的可塑造性。二人在特殊的生存环境里，会进化出某种超出常态的能力。而一旦环境变得更为舒适，人的那些大于日常的能力便可能消失。扫帚兄被我的这个说法触动。他想到了他的母亲。扫帚兄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女超人。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养育他们兄妹二人长大。他们在县城边缘的小镇生活，那真是一个充满了生存困境的小镇。母亲就像扫帚和他妹妹的超级英雄一样，每一次，当扫帚被比他大的孩子欺负的时候，母亲总会从天而降，直接将那些欺负他的孩子一顿胖揍。母亲在一家面粉厂工作过，机器轰鸣的声音导致母亲说话的声音极大。每一次，母亲一喊扫帚的名字，周围的邻居几乎都能听见。就是这样一个女汉子般的母亲，竟然因为遇到继父，而彻底改变。扫帚说不好母亲的变化是好还是坏。对于扫帚和他的妹妹来说，母亲变得矫情、虚假。怎么说呢？母亲改变的第一个方面是说话的方式变了。扫帚青春期叛逆，母亲和他比赛着谁更会发疯。母亲绝不会向他妥协，不论扫帚如何强势，母亲只会比他更强。最后是扫帚疯不过母亲，妥协了，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而母亲呢，因为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过于辛苦，经常情绪无处发泄，而拿扫帚出气。母亲喜欢用扫帚打扫帚的小腿，打红了，扫帚越是不哭，母亲就越打，直到妹妹吓得扑在扫帚身上，母亲才住手。母亲的这种暴躁的性格伴随着扫帚的成长。扫帚念高一那一年，母亲租了一间铺面卖卤菜，他们全家搬到了县城。第二年母亲便遇到了继父。遇到继父之后的母亲突然变了，变得陌生、柔弱，甚至风情万种起来。母亲不再发脾气，而是开始对扫帚和妹妹温柔起来。妹妹做错了事，母亲不再指责，而是说：“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天哪，扫帚听到以后都要崩溃了。母亲是被妖精吃了吗？怎么突然就换了一个人似的？这一切还要从母亲的恋爱对象说起。扫帚的继父是县城某单位的一个司机。在那样一个年代，给单位的领导当司机，格外有身份。这个叔叔因为岳父是一位领导而备受妻子家族的欺负，终于没有忍住，离了婚。叔叔喜欢母亲的样貌。扫帚的母亲，虽然吃尽了生活的苦头，形象却是美的。叔叔和母亲相处后，母亲突然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用知书达礼来形容都不为过。妹妹那时候还小，扫帚有一次犯了错，做好了准备要挨母亲的打。结果，母亲不但没有打他，还买他想要的电子表给他，并对扫帚说：“你已经长大了，妈妈以后不会再打你了，也会尊重你的爱好。”扫帚被母亲突如其来的母爱感动了，哭得一塌糊涂。母亲和叔叔谈了一阵子恋爱，便结婚了。结婚后，母亲学会了煮咖啡。那是多久远的年代啊，小县城，哪有人喝咖啡呢？可是继父每天开车，为了给他提神，母亲煮了咖啡给继父装到杯子里，带着。母亲煮咖啡的时候，还会用温柔的话问继父要不要加糖，要不要加牛奶。问题不是咖啡和糖，而是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的语气，实在是太让人不舒服了。母亲像个小女孩一样，那不协调的幼稚，那假装年轻的衣服，都让扫帚和妹妹觉得母亲一定是病了。扫帚从一开始想不通母亲的变化，到反感母亲的变化，再到疏远母亲，一直到母亲大病了一场，母亲离世后，他才突然理解了母亲。母亲的变化和继父对她的爱有关。扫帚的母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自己活成了家里的父亲，母亲唯独没有活成她自己。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母亲内心里的孤独感像草原一样，像树木一样，像一场大雨一样，像河流里的水一样，茂盛、充沛而又饱满，终于她遇到了同样孤独的继父。这个时候，母亲才有了自我。有了自我的母亲，不再扮演保护孩子的母老虎，而是开始扮演她所喜欢的人眼中可爱女人的形象。就是这样，母亲从女汉子变成了一个娇滴滴的让他们兄妹反感的女人。扫帚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母亲过度热情，不久扫帚与女友分手。扫帚觉得母亲当时太失态了，母亲拉住扫帚女友的手，问她出生的城市在哪里。还没有等女友回答，又抢着说，看着像是在江边出生的，长得水灵。又问她的身高，问她可有兄弟姐妹，问她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问她母亲的脸上是不是也像她一样有美人痣，问她是否在海南的三亚度过春节，问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侧卧还是平躺，问她是否喜欢吃甜食，问她回复别人的短信是否及时，问她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有没有被路边摆摊要车费的人骗过，问她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问她是否晕车，问她被仙人掌的刺扎过没有，问她是不是被紫外线晒得蜕了皮，问她父亲的胃是不是健康，问她幼年的时候有没有被成年的叔父骚扰过，问她数学好不好，问她是不是白羊座，问她夏天的时候开空调的温度，问她买过晚上打折的面包没有，问她平时喜欢穿高跟鞋还是平底鞋，问她切过红皮洋葱没有，问她买伞的时候会不会打开看一下，问她有几件长款的风衣，问她喜欢的香水气味是木质的还是鲜花的，问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磨牙，问她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吹两次都没有将蜡烛吹灭的经历，问她会不会在闺密家里过夜，问她电动牙刷没有电了会不会将带着牙膏的电动牙刷去充电然后坐在那里等到充满电再去刷牙，问她皮肤碰了海水之后会不会过敏起红色的疹子，问她会不会在夏天的时候总能闻到窗外几百米远的垃圾桶里的臭味，问她生活里一切的琐碎事件和琐碎的一切。母亲在那一天像极了韩剧中一个负责搞笑的女演员，她甚至涂了并不适合她的口红。扫帚后来又交了女友，但不再带她回家和母亲见面，一直到扫帚结婚。他隐瞒了母亲的消息，对女友说他母亲因为接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开车时出了车祸，失去了记忆，在医院里像个植物人一样。为了让女友相信他说的话，他甚至动用了在医院工作的同学的关系，带着女友去看望了一个陌生的女士。女友很敏感，一眼就看出那个陌生的女士长相与扫帚的模样相去甚远。即便如此，扫帚还是坚决地称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为“妈妈”。他不知想到了什么伤心事，竟然掉了泪。女友终于相信了，还夸他的母亲气质真好。扫帚结婚当天，母亲到场了。母亲拉着扫帚老婆的手，给了很大的红包，又要问她一些问题，把扫帚吓坏了，扫帚强行将母亲带离了婚礼现场。扫帚的婚礼在他老婆充满了疑惑的眼神中完成了。该如何向自己的老婆介绍母亲呢？扫帚犯了难，想来想去，只好如实交代了母亲再婚后的变化，以及他的前女友被母亲“十万个为什么”近身“采访”后的沮丧和不安，终于决定与他分手。故事的转折点在于扫帚的老婆小薇。小薇婚后常去找扫帚的母亲聊天，渐渐地将母亲内心里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拼接了起来。一旦触及那些不能言说的内容，扫帚的母亲就会痛哭一场。总之，在博物馆做解说员的小薇把扫帚的母亲当作一件文物来研究。在博物馆里，她懂得使用光线，哪些陶瓷身上的纹理用什么样的光线照射上去才更美丽，这些都是她的专业。而在生活里，小薇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被一束温度合适的光线照耀，这样人才不会陷入人生的淤泥里。小薇和扫帚的相遇，也是得益于一次聚会，真心话大冒险。说着说着，扫帚就不玩了。因为每一次说到真心话的时候，扫帚都觉得，他的人生糟糕透了。不知怎么的，这样一种失落又孤独的形象，吸引了小薇。小薇成了扫帚的树洞，成为他驶向时间深处的船只，成为海面，成为窗帘，成为光束，成为花朵和音乐，成为果实的一种，成为扫帚的药。扫帚是从渐渐依赖小薇而爱上她的。当扫帚因为母亲而苦恼的时候，扫帚发现自己之所以苦恼是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记忆太多，而找不到存放的地方，甚至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词语。而这个时候，小薇像一根绳子，沿着扫帚的眼睛进入他的内心里，将那些积累的带着灰尘的情绪打捞出来。小薇救了扫帚。扫帚婚后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善于交谈的人，甚至还有一点恃才傲物的可爱。他内心的灰尘有十三公斤，都被小薇耐心地清理。十三公斤这个数字有什么样的典故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再细问，只知道，他最大的变化是结婚以后变得开朗。他甚至开始跟自己的母亲和解。然而世间万物间总有缝隙，当小薇在扫帚和他的母亲之间做翻译，试图修复双方的隔阂时，扫帚的母亲猝然离世。扫帚理解母亲理解得太晚了，他理解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埋在了一棵树下。三扫帚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母亲的记账本。记账本除了记录家庭水电费，以及母亲牙疼治疗的次数以外，母亲竟然抄录了扫帚十八岁时写下的一首诗。那首诗朦胧又叛逆，充满了青春的躁动不安。扫帚早已不记得自己写过的这首诗，然而在母亲的记账本中发现。他从母亲的记账本里抄录下来。我在一只贝壳里迷了路我的病只有夜色可以治疗黑夜里颜色单一，眼睛舒适我看到灰尘活着，孤独活着我在贝壳里睡去，又醒来我叫我的名字，有另外的人答应我并不存在我只是借着人间的黑暗活着我的肉体在夜色里变成森林我的肉体是欲望的家我并不存在我只是一只细小的蚁在贝壳里迷了路扫帚母亲的记账本日期是一九九四年七月。那年夏天，扫帚十八岁，有了暗恋的对象，但对方根本不理会他。他开始偷偷地在日记本里给对方写诗，也写给自己。这首诗，充满了那种不被人理会的孤独感。这首诗里为什么会出现贝壳？要知道，在中原东部的小镇读高中的扫帚，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贝壳，一定是他从另外的书里看到的。母亲有了继父之后，再也没有关心过扫帚的日常生活。可以这样说，扫帚十八岁之后，母亲便再也没关心过扫帚。扫帚的孤独感正是从母亲的恋爱后产生的。多年以后，扫帚重温母亲抄的这首诗，仿佛有很多记忆被激活。扫帚开始一点点回忆他和母亲发生过的争执，他在理解母亲的路上扩大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他不再偏执和狭隘。在小薇的帮助下，扫帚知道了，母亲一直都是柔弱而又渴望得到别人照顾的小女人性格，而他在成长的阶段看到的恰好是母亲假装坚强和彪悍的形象。是扫帚在记忆里单方面截取了母亲的某一个性格的切片，并将母亲的形象固化。一旦生活中的母亲有了更丰富的感情，有了不一样的情态，扫帚便会打开记忆中母亲的形象进行对比，并因此单方面对母亲进行差评。年龄越大，扫帚越感受到自己的狭隘，他心痛不已。通过梳理自己的成长史，以及对母亲的误会史，他才知道，原来他是如此无知、如此愚昧。扫帚有相当长的时间，鄙视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他一听到人世间温暖善良的故事就会生出愤怒之心。他试图打碎这人世间“虚伪的团结”。他被一堵墙封闭在一段固定的认知里，那认知既是他力量的来源，也是将他囚禁的枷锁。直到他遇到更为日常的生活，遇到了一段爱情，遇到了可以将他的情绪缓冲的人。扫帚说过一段接近生活真相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人都活在自我的大山里。他的比喻让我惊心动魄。他说出了他自己的局限，同时也打击了我。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活在一座自我、狭窄的深山里。他一次又一次借助于母亲的记账本回到母亲的过去里。他觉得，这些年来，他最大的成长，是有了能力重新思考自我的过去。将母亲与他的矛盾的因由梳理得更清楚了。他觉得自己误解了母亲，甚至试图绑架母亲。而母亲因为遇到了一份爱情，挣脱了“只是一个应该符合某种标准的母亲”的绑架，活成了她自己本来的样子。扫帚打破了自我的固执，拓宽了视野，不仅将自己从一段过往里救了出来，也将母亲从他怨恨的囚牢里释放了出来。扫帚一字一句地向我描绘他的改变——眼睛看到的事实，有时候并不是真正全面的叙事。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有可能是一个事件的瞬间切片。人会被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欺骗。只有当一个人有足够定力的时候，人才会在自我认知的逻辑里一点一点地复原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关于“发现生活的真相”，我和扫帚无数次地争执过。我们在看一部谍战剧时争吵，在看一则社会新闻时争执。直到扫帚理解了母亲，我们突然达成了一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时候就是如此偶然，大多数合得来的人，并不是观念的相合，而是日常生活的融洽。一旦涉及观念和认知，那么，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差异。我和扫帚达成共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解。四扫帚在和我探讨“自我”的狭窄时，会问我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无数次争论过故乡的食物、河流，我们彼此欣赏又彼此攻击，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骄傲和敏感的区域几乎是重叠的。我们两个都有小镇生活经历。相似性，其实就是一种经验的交集。这是我们两个亲密的开始，但是一切关系都应该有边界。而作为生活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人，都有着灾难叙事的经验。我们收获的人生经验极其相似。关于母亲，在乡村世界里，她们都很节制，她们都活在一个狭窄的经验世界里。一个人吃过生活的苦头，视野便会变得狭窄。环境就是这样将人给拘囿。我的母亲，便是这样一种苦难文化的代言人。她一生都活在某种不安全里，她在成年以后拼命地挤压自己，对万事万物，从不敢用尽力气去表达喜欢或者热爱。是的，母亲这一生没有“最喜欢的事情”。因为，她少女时期的一场饥饿，彻底塑造了她对世界的认知。母亲不喜欢吃饭馆里的饭菜，因为贵，所以“好吃”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再好吃的东西一旦价格昂贵，在她的心里便不可原谅。母亲对那些饭菜的评价是：“那么贵，吃它做什么？还不如回家自己做一点。”我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如同一本书的目录，无法一句话概述。我的母亲，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她对世界的看法，都来自她狭窄的生活经验，而这些经验的本质是贫穷。贫穷。我和扫帚无数次讨论过这个词语的指向，贫穷意味着人会活得短视，会收缩自己的身体。扫帚的母亲个子不高，扫帚说，这和贫穷对人身体的挤压有关。我拼了命地赞同扫帚，因为我的母亲更是如此。母亲那时不到六十岁，身体便开始微微地前倾。这一点是家族的遗传，我的外婆以及二舅父都是如此，他们的身体不能完整地直立，微躬的腰身和麦田有关，和日复一日的劳作有关。我的母亲总让我想到“力气”这两个字，母亲的力气全都奉献给了活着。她的前半生活在饥饿的威胁里，她几乎没有真正地富裕过。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担忧限制了母亲的想象力，所以直到作为孩子的我们长大，母亲仍然活在一种特别努力的节约中。母亲是一代人的缩影，她不只是她个人，而是那片地域里的女性的平均数。母亲说话的声音，母亲的模样，母亲这一生所认识的人的数量，都是她那一代人最为平均的样子。她几乎一生都致力于通过身体的劳作获得安慰。有时候，我会代入母亲的身份，回到她的青年时代，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乡村，封闭而又落后。母亲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她活在一些生活的表层和宏大的口号里，活在有限的庄稼里。贫穷是一道绳索，把乡村世界的人捆绑在泥土里，捆绑在庄稼里和牲畜的叫声里。母亲固守着乡村世界的土地，她有了自己的生活哲学，那便是，往田地里种上什么，便有可能收获什么。这哲学既准确又狭窄，完全是农业时代对人的约束。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仅对那些偶尔路过的客人有效，而对母亲这一代人来说，乡村就是一个囚禁她们想象力的地方。种下什么，反而让土地荒废；而收获什么，却是想让普通的田地生出更多的事物。所有大于庄稼和泥土的部分，都和母亲这样的人无关。母亲最大的局限在于，她过于勤劳，却又不知勤劳应该有边界。她的青春那么拘谨，她侍弄的那些庄稼还有成长与歇息，而她却不懂生命的张弛有度。她一旦闲下来，便觉得没有了目标。母亲恐惧闲下来的时间，会觉得自己没有了用处。她活在一种被需要的约束里，同时她也将自我的生命标准外化，她见不得别人也闲着没事干。母亲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琐事上升到了道德层面，从此，她住进了这样的道德约束里。我为不能改变母亲而烦恼。母亲的身体里住着几个她。年少辍学时的她、饥荒时的她、我们兄妹几个幼小年纪时熬夜干活的她。母亲反复诉说过她的人生痛感史。她活在了这些旧日的阴影里。母亲也有自己的欢喜，但那些欢喜的部分，她不敢与人分享。她有些迷信，仿佛将自己的幸福说出来，她便会失去这些幸福。在母亲的叙事里，永远是老套的故事情节。她小时候因为太能干，所以早早地不念书了，要不然，母亲也能干成一番事业。母亲每一次讲述到这里的时候，都会举一个例子，和她一起长大的同村的某某，就是因为坚持念书，后来到了县城工作，还做了领导。母亲的意思是，那位我要称呼为“姨”的远房亲戚读书的时候成绩远不如她。母亲的腰不好，天气寒冷的时候，她的腰痛病便会来犯。母亲便又会说起她当年在收麦子的时候是如何吃苦的。母亲除了和父亲承担一样重的地里活计以外，还要咬着牙回到家里给父亲和我们做饭。晚上的时候，父亲早早上床休息，而母亲还要熬夜织补或者洗衣服。母亲的叙事充满了文学色彩。母亲在讲述这些苦难的时候，也有欢喜的时候，比如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又或者是哥哥成功当上了兵。然后母亲又回到了她的悲伤里。我从未见过母亲大笑，也从未听过母亲说起她最喜欢吃的食物，更不必说见过母亲穿上她的新衣服去街上逛一圈。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讨好自己的事情，母亲从来不做。母亲应该属于低欲望的人。母亲去菜市场买菜，一般都会挑选最便宜的买，而不是选她自己爱吃的买。在自己喜欢和价格便宜之间，她会下意识地认为生活应该节约。母亲的逻辑一旦建立，便成为她内心里的尺度和“法律”。她买便宜的菜，等一下，此时，母亲需要长出一口气——“因为菜便宜，所以要多买一些。”母亲的原话应该是这样的：“我比谁谁谁家多买了一斤，用同样的钱，买的菜比别人多了一斤，这样才算是占了便宜。”买的菜多呢，就要重复地吃，家里的人便会反感。家里的人不想吃，那些便宜的蔬菜最终的结局还是被扔掉。又或者，母亲生了气，一定要将这些便宜的蔬菜吃完了，才能更新家里的菜谱。于是一家人吃完母亲做的蔬菜，至少一年之内都不想再吃。母亲和我们一样，虽然也不想重复地吃那种菜，但是买了就不能浪费。母亲认为，我们都不能真正理解她。母亲的一生，几乎是这样度过的。她觉得她不被理解。她似乎认为，我们家所有的成功，都得益于她在菜市场上发现了最便宜的菜。她省下了钱，家里的财富才有了积累。母亲在乡村的叙事中，像是一条河流，接受来自生活的灰暗。“母亲”这个词语，正确、模糊、有强迫性，甚至还带着不能反对（至少不能反对她擅长的领域，比如劳作）的权威。很多位母亲，就是很多条河流。河流最擅长的是淹没，而不是灌溉。这一点在我离开家乡以后才更清晰——而灌溉，是懂得了河流后的事情。河流本身只有淹没，只有融化，只有包围，只有接纳。在相当多的励志演讲中，会将母亲比喻为大树，为孩子遮挡风雨。有人认为，一个家庭，母亲的视野和思想认知可能决定家庭里的孩子将来能走多远。孩子天然更亲近母亲。母亲对孩子的爱也天然包含着某种引导，包含着用她认为正确的事实来对孩子进行包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母亲既是爱的发动者，也是知识的传授者。同样，母亲是河流的源头，也是对孩子施以淹没的爱的麦田、树林或者山川。孩子很难逃离母亲的认知囚笼，除非在很早的时候，母亲便有清醒的自我认知。我的母亲显然缺少反思自我的能力，生儿育女，已经耗去了她半生的时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契机——反思自我。反思来自生活的压迫，差不多意味着对自我之前舒适区域的否定。我有时想，我能逃离母亲的影响，和我不停地离开家庭有关。我从小镇上的中学考到城市里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又到省城工作。几年以后，我又短暂地到深圳工作。这之后，我又在海南工作十年。这些地点的变化意味着，我身边的人也在变化。是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人生扩大的关键词。早些年，我也是母亲那条河流里的一条鱼。我的食谱里全是母亲对故乡植物的理解。我对世界的看法，大多也源自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以及我生活过的小县城和我的邻居、亲人们平均的看法——关于活着，关于亲情，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逃离贫困的乡村。这样说吧，我念大学以及工作的最初几年，视野方面并没有真正地扩大。我依然是乡村派往城市的一棵麦子，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是母亲派往城市的一个乡村的卧底。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我的呢？这样的线索，几乎是模糊的，不可考。我还是希望从我最初与同事们的相处说起。比如到省城工作不久以后，我便发现了我的一个缺陷，那便是——我不会赞美别人。我明明也认同一些人一些事，可是，我找不到属于我的用来赞美人的词语。这就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我从小没有得到过赞美。我的父母亲为了生活忙碌，没有时间仔细陪伴我们成长，我们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野蛮生长。梳理我的成长史，我几乎没有得到过父母亲的赞美，他们没有时间专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欣赏。他们是爱我们的，但是活着这件事情时刻压迫着他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从父母那儿收到的词语大多是禁止的、否定的，以及命令式的。我所有对于美好细节的感受力，都来自村庄的田野、河流，而不是身边的人。我的教育最完备的部分来自大自然。我的音乐教育来自村庄里的一头驴子，它的叫声极其有穿透力，我们几个小伙伴整天学它的叫声。后来，在一次模仿驴子的叫声比赛中，我获得了大多数孩子的认可，成为小伙伴中最有权威的“音乐天才”。而我对绿色的喜欢来自麦田，来自柳树，来自榆钱，来自在春天突然发芽的整个村庄的树，这些来自自然的教育远多于我们的教科书。在很小的时候，我学会了在作文里抒情，我拥有数不完的词语，都是关于村庄里的动物和植物，而不是人。工作以后，我便发现了一种缺失——我缺少赞美他人的词汇。我的成长过程中缺失太多的褒义词。所以工作以后，我随身携带的语言系统有那么一片空白区域。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人所拥有的词汇的数量就是他的思想的边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词语的数量受制于乡村生活史，受制于母亲的食物和规范。母亲的节约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节约，也包括了她对万物的理解。母亲教给我的词语一页纸便可以写下，而且布满了尘土的隐忍和克制，以及对命运的顺从。母亲这一代人，从不知人是可以自由地行走的，她们生活的时代物质过于匮乏，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几乎是零。直到我们长大，我们从城市里给母亲带来了新的词语，母亲才又一次和我们一起成长。成年以后，人很难再一次打开自我。我的成长和不停地离开家乡有关。因为工作，我无数次坐着火车去采访。那是美好而久远的记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各个城市的旅馆还可以只买一个床位。入住后，等着另一个床位的客人进来。这样的等待充满着未知。我无数次与同一房间里的陌生人成为只聊一个晚上天的友人，他们第二天便匆忙离开。也有在同一个房间住几天的陌生客人，他们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我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有一次我入深山采访，从郑州坐火车抵达西安，从西安坐汽车抵达汉中，从汉中坐汽车抵达勉县，从勉县坐小巴车抵达镇上。仅这样的描述，我已经用了三天的时间。然而要抵达我去的村子，还需要在镇上包一辆摩托车载我去。那是让人绝望的深山，山里的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县城。他们听不懂普通话，眼睛里种满了山里的植物，朴素而又单纯。我要采访的，是一个二十四岁从城市里回到乡村的人，他在外面打工，因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而被骗。他发誓要重新上学，于是，二十四岁的他又一次坐到了教室里。我去采访他的那天，他刚好去上学，我在教室里看到了他，我感觉像是走进一个虚构的故事。如今，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新闻人物的名字，但是采访结束以后，我和摩托车司机在深山里借宿的记忆一直感动着我。山里的夜色太黑了，摩托车司机说，如果继续往镇上赶路，怕遇到狼，还怕路上滑，假如不小心跌入山沟里，会要命的。那司机载着我往有灯光的人家去寻。有那么一刻，我感觉到了危险，心里猛地跳个不停。当我们敲响一户山里人家的门时，那司机说明情况，要借宿一晚。山里人二话不说，便收拾了一张床给我们，他们搬到了侧屋去住了。我们饿了，我给了那户人家五元钱，让他帮我们煮两碗面。那山里的人说什么也不要钱，司机劝他们接了。结果，那户人家做了两碗面，每碗面里放了三四个荷包蛋。那是我前半生吃过的最香的面条，山里的寒冷，被那一碗面驱走。我睡得很沉，天一亮，便赶往镇上。我知道，这一生再也不可能来这么偏僻的地方了，那深山夜色的黑寂便越发令我难忘。那样深沉的黑夜，几乎是一堂人生的哲学课。山民对我们的热情，像是一首飘在黄河上的歌谣，那么深沉，那么善良。一次又一次远行，遇到的人都变成了我心中不同的词语，他们的面孔是词语，他们的行为是词语，他们所操持的方言是词语，他们的故事是词语。这些词语并不全面，但与母亲教给我的词语相比，这些词语生动而又宽阔，它们是时间的赠品。我感恩在生命进程里遇到的不同的人，感恩他们赠予我的词语。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倾听别人的故事，这样，自我才有可能打开，才有可能改变词语的贫乏。当然，人都是活在具体的时间里，年轻时，生存的依据是无知，那些邻居和同事不会因为我的无知而鄙视我，因为我年轻，因为我缺乏生活的经验。他们不但不会鄙视我的无知，有时候还会在我无知的时候，教导我应该如何度过那些或苦或辣的日常。到了中年以后，我才知道，人无知的时候，所遇到的人有多么重要。这些人的善意，会修复人个性中的缺陷，会让人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葆有底线。每当我回忆刚刚工作时的冲动、莽撞，以及根本不懂得如何赞美别人，我都会感激那些最初帮助我的同事和亲友，他们用最为暖意的句子启蒙了我。直到多年以后，我沿着时间的箱子，打开了我的一九九八年，或者二〇〇〇年的一些往事，我才发现，我当年的委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单向度的人。尽管我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去修正自我，但是一旦遇到和我同样无知且横冲直撞的年轻人，我也会像当初那些宽厚的人一样，微笑着给他提供更多的人生方向。至此，我的成长完成了。我不再是那个只在意别人如何看我的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自我省察的人。我的母亲缺少的正是发现自我缺陷的能力，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旧时光里，目的不是修正自己曾经的错误，而是陶醉于她自己的苦难叙事。通过对往事的咂摸、回味，她更加确定了自己的逻辑。看过云彩的人，才可能有时间思考自我的缺失。母亲的一生，弯腰干活的时间更久。即使她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也不会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仰着头看天上的云彩。母亲的口头禅有一句是这样的：“有啥用？”她对日常生活以外的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比如她对我哥哥天天熬夜去钓鱼这件事情不理解，说：“天天不是晒黑了就是熬夜，钓的鱼我们又不会做，有啥用？”她对我开车沿着黄河行走不理解，说的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开车闲逛还乱花钱，有啥用？”是的，母亲对“有用”的理解非常具体，而这些“有用”的事物捆绑了她的一生。母亲的“有用”几乎是许多人数千年来最为安全的人生哲学，短视又充满了惰性。最重要的是，母亲对生命的丰富视而不见，这也和她所接受的“有用”的教育有关。没有用，却充满了人生趣味的事物，对母亲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当然，母亲的一生也是有改变的。母亲最远的一次出行，是坐飞机到了海南。还有一次，母亲和父亲坐飞机到了昆明。母亲理解了海南冬天的暖和，也感受到了昆明夏天的凉爽。回到家乡以后，母亲经常会和她的邻居讲起她的这两次远行。是的，母亲忠于自己的身体感受。冬天的时候，海南的确是舒适的。同样，夏天时，昆明往往非常凉爽。在昆明待的日子里，母亲和父亲要盖厚厚的被子。这些超出日常生活的体验，对于母亲来说，描述是无用的，必须让她亲自抵达，才会有效果。母亲的改变仅限于这两个地方。去海南，是因为赵当当出生，她要去照顾当时坐月子的我的爱人。而去昆明呢，是因为我在昆明的郊区买了一座小房子。父母亲觉得去了有地方居住。再以后，母亲便不再和我们外出。母亲的逻辑非常自洽，要去的地方比昆明好吗？好像也并不比昆明好，那为什么要去？我后悔说错了答案。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说另外一个城市比昆明还要好，母亲也一定会说出她不愿意去的理由。食物或者风景的好，是主观的，是无法比较的。母亲可以随时封闭自己的感官，她年纪的确也大了。母亲年轻过吗？仿佛每一个作家的母亲都没有年轻的岁月。至少在我开始书写母亲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虚荣心。母亲的精神生活不多，有一阵子，母亲喜欢拍抖音，她将那些变形了的美颜视频上传到抖音上，然后呢，打电话给她认识的几个姐妹，让她们看。然后，几个人开始彼此点赞。大数据很快便将母亲认识的人全都推荐给了她。于是，母亲就开始对她认识的女性进行点赞。母亲完全被一些网络鸡汤说中——如果你不读书，那么你的价值观将被你身边的人决定。母亲就活在很有限的几个熟人之间。扫帚兴奋地向我证明，他母亲也深陷在生活的鸡汤里不能自拔。从来不过洋节的母亲，有一天给扫帚打电话，说：“明天是母亲节，你要给我买一束康乃馨。”扫帚拒绝了，没有给母亲买。扫帚的意思是，买花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一个传统作支撑。他和母亲的关系，在当时完全没有到母慈子孝的阶段。两个人的交流，几乎只限于确定对方是不是还活着，而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母亲竟然突然打电话让他买一束花，他的大脑多少有些停滞。扫帚第一时间打电话求证，母亲最近是不是去过医院体检，是不是得了重症，才有了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愿望。然而并没有。扫帚的母亲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因为给人牵线做媒成功了一对，她花枝招展地出现在别人的订婚宴上，她浓妆艳抹抢尽了风头，不知道的，还以为订婚的是她。扫帚没有买花，但母亲节那天，扫帚的母亲拍了视频上传到网上，告诉别人，儿子给她买了母亲节的礼物。这样的事情一旦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续集。扫帚很快给母亲“买了”端午节的礼物，“买了”中秋节的礼物，“买了”重阳节的礼物，“买了”元旦的礼物，“买了”春节的礼物。春节时，扫帚倒是真的给母亲买了礼物。大过年的，他带着老婆孩子回母亲的家里吃了一顿饭。结果第二天，母亲便晒出了他的礼物。他给母亲买一块猪排骨和一桶花生油，但母亲晒出来的是四个礼品箱。母亲的虚构，让他获得了一种远超他付出的赞美。他有点反感。他疑惑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老是要虚构他根本没有做过的事。“你猜她是怎么答的？”扫帚问我。我猜不出，想着大概就是老人的虚荣心，或者扫帚的母亲一定有一个邻居，家里的孩子比较孝顺，这让他的母亲生出了攀比心。扫帚说，母亲说出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这是在替你积福报。隔壁梁阿姨天天说儿子如何如何不孝顺，结果呢，儿子年纪轻轻的被车撞了，都快一年了还没有好。我天天在这里说你孝顺，你呀，就会顺顺利利的。”扫帚说：“像我这样的母亲，就是用放大镜在词典里找，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来。”母亲活在她们的时代里，而我和扫帚活在另外的时代里。这是一种观念的归类。如果涉及艺术，那么我和扫帚的观念也不尽相同。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必然会塑造出不同的面孔。万物都是由其他更小的元素构成的。我的身体里流着母亲的血液，我无法否认。母亲做的食物，总能温暖到我，让我重温少年时期的愉悦。尽管我的视野早已经大于母亲，我看了十几年的大海，爬了无数的高山，阅读了远超过母亲阅读量的文学书籍。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处，我在与人相处时的躲避感，以及对无效沟通的厌倦，都源自母亲对人际关系的疏远。母亲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意图，这种接近于哲学的直觉，只有在亲情的磁场面前，才会一览无余。五我与母亲的人生却截然不同。将母亲人生的词语分解，和我相似的甚多。但伴随年龄渐长，我开始接受那些陌生的食物、宽阔的观念和远大于中原这个地域的景观。我已经不再是被家乡制约的单一的人。我有了更多的选项。我和我看到的大海融在了一起，我和我看过的云朵融在了一起。我除了是母亲的儿子以外，我成了一个倾听大海的人，还成了一个抬眼看云的人，成了一个自然万物的孩子。我在中原乡村生活的十八年里，我的思考的距离是近的，我的声音是大的，因为我的声音的参照物是邻居家的驴子，是空旷而又盛大的麦田，是河流和大雨。而当我进入城市，有了城市生活的经验，早些年的大声说话，却成了文明的禁忌。人必然与生活的场景相互关联。人既是场景的塑造者，又是被场景所框定所囚禁的人。那些乡村里空置的宅院，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很快便会被野草占领，也很快会倒塌。而如果有人一直住着，人与房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房屋便不会轻易出现裂痕。早年读胡兰成的散文《今生今世》。胡兰成写他们村庄里养蚕的时候，有这样的段落：“小孩对蚕不可以说是虫，要说蚕宝宝；亦不可以说蚕爬，要说蚕行。又忌说老鼠，老鼠要吃蚕，所以养蚕时猫最当令。蚕又最怕被苍蝇蚊子叮，要挂帐子。”这些民国时期的乡村禁忌既是一个村庄的生活经验，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在胡兰成的笔下，这些辛劳的农人，如此温柔地对待蚕、对待日常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与万物的关系，多么和谐。然而时间更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一旦大到了族群，就会因为一些观念的不同而爆发战争。全人类都为这样的差异付出过生命的代价。当然大多数时候，差异并不一定带来恶劣的后果。有时候，正是因为人类之间的差异，这个世界的色彩才变得更丰富。所有人都需要被区别。被形体区别，被职业区别，被生活的地域区别，被学识区别，被认知区别……人都是活在各式各样的有限的生活网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听着相同的音乐，和着相似的风声入睡，然而他们依然被区别开来。他们有的为了个人的困境失眠，有的则因为每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没有时间思考更长远的人生，呼呼大睡。中年以后，才知道，幸福和睡眠关系多么密切。那些精神生活水平偏低的人，在温饱和生存之间挣扎着，他们有着强烈的生活目的，直接而又坚韧，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尊敬的人。他们极少遇到精神生活的焦虑，原因是，身体和灵魂有时候需要物质的积累才能渐渐抵达一定的高度。而那些失眠焦虑的人，大多数已经解决了生存的困扰，他们面对的是精神的不满足，对柔软事物的共情能力与现实社会的冰冷碰撞在一起，这些人的内心里产生裂痕。表面上，他们衣着光鲜，有着让人羡慕的社会身份，但在私人空间里，这些人每时每刻都要抵抗精神生活的颓败。精神生活的富足往往意味着，人摆脱了某一种生存环境。这像是一个悖论。大多数人开始有了反思自我的能力时，他新的痛苦也就开始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活在自我封闭中，那么他们的痛苦可能会少许多。尽管如此，世间所有的人，最终追求的，都是精神的富足。而精神富足的人，几乎都是从一扇又一扇痛苦的门里经过，最终看破了这些。每一次听到“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句话，我便会想到我的母亲，或者是扫帚的母亲，又或者是更多的母亲。她们大都活在一个狭窄又安全的范围里。她们的一生，被饥饿的时代包围，被狭窄而又重复的村庄束缚。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活在自我的意识里，她活在丈夫的背后，活在儿女的背后，独独没有自我。人必然会被环境塑造，也必然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突破某些环境。而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个体突围成功的那一刻，才开始丰富。我感谢每一次坐火车去远方，感谢每一个带来孤独感的黑夜，感谢大海，感谢所有陌生的人和城市，让我往内心里储存了足够多的词语，让我有了描述自我的可能。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取决于我们看向同一个物体时所产生的词语数量以及对万物的描述。是的，人必然活在这样的表述中，人由个体与他身边的万物组成。一旦万物都成为一个人可以借助的对象，那么，人便活在了自由之中。我喜欢自由的一切，也喜欢丰富的一切。我由我喜欢的一切构成，我捍卫一切我喜欢的人或者事物。这么复杂，又这么单一。这么诚挚，又这么克制。责任编辑 蓝雅萍特邀编辑 张 凯赵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散文选刊》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六十七个词》《女导游》等六部、散文随笔集《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等多部，作品曾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一审 | 蓝雅萍二审 | 练彩利终审 | 韦毓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