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省南通市2023届高三第三次调研测试语文试题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次调研不仅是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对教学方法与效果的一次重要反馈。在众多试题中，现代文阅读部分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了考生们热议的焦点。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的引入为中国考古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学者深入探讨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他们指出，考古材料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开发则需紧密围绕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进行。
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而言，理论预设性引导和问题科学性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考古学，本质上旨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的遗存，这些物质遗存不仅反映了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经济状况，更是人们追溯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然而，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往往只能对这些遗存的含义作出一般性推断。加之这些证据常常残缺不全或碎片化，因此，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提炼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成为考古学家们的重要任务。
考古学虽无法提供与文献资料完全相同的信息，但在探究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上，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考古学正根据自身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不断探索这门学科最擅长的领域，并在不少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例如，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精确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则帮助考古学家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以及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人工制品的研究则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以及制造、使用与分配；而分子人类学则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古代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提炼，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若再加上文献证据，则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
在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中，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同样至关重要。借鉴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技术，结合中国实际，学者们提出了由文化谱系、族属谱系和基因谱系相结合的“谱系法”理论，作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行路径之一。
文化谱系关注的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族属谱系则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族属类型和演变传承；而基因谱系则是通过对当前人类DNA序列的分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并研究其演变传承。这三种谱系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研究古史的重要框架。特别是文化谱系与族属谱系之间，理论上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可能性，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随着多学科交叉趋势的加强，中国学者近年来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考古学的一些先进技术，这为理论的预设与方法的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为推断祖先的DNA类型提供了科学依据，使得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成为可能。将基因谱系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相结合，无疑将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相应人群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能体现文化。因此，在古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一样。只有坚持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才能避免将某地的重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或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等错误做法，从而推动古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