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的作文本边角卷着，铅笔头短得握不住，我咬着下唇，盯着“我的中国梦”五个字。窗外蝉鸣撕扯着夏天，教室里风扇吱呀转，同桌小雨的橡皮滚到我脚边，她正偷偷在草稿纸上画五星红旗的轮廓。
老师说要写“大梦想”，可我的世界只有放学路上的糖葫芦摊、数学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和爸爸总说“等你长大”的模糊承诺。小雨凑过来，指着她本子上的“我要当科学家”，小声说：“我奶奶说，科学家能让稻子长得比人高。”我盯着她铅笔尖戳出的那个小洞，突然想起上周在电视里看到的画面——穿着白大褂的人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金灿灿的稻穗，背后是连成片的绿色波浪。
那天晚上，我翻出爷爷的旧相册。黑白照片里，他穿着粗布衣裳站在麦田里，身后是比我人还高的玉米杆。爷爷说，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吃饱饭”，现在他的梦想是“让孙子吃好饭”。我摸着照片上他手背的裂痕，突然觉得“中国梦”这三个字，好像不是飘在云里的，而是落在土里的，带着麦子的温度。
第二天作文课，我写的是“我想当农民”。老师读到“我要种出会跳舞的稻子”时，全班哄笑。小雨却举手说：“我奶奶说，袁隆平爷爷就是种出‘超级稻’的农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中国梦”可以是一个人的小愿望，也可以是很多人的小愿望堆起来的大山——它不需要多宏大，只要足够真诚，就像爷爷手心的茧，小雨画在草稿纸上的红旗，或者我笔下那株会跳舞的稻子。
后来我的作文被贴在教室后墙，风一吹，纸角就轻轻颤。小雨送我一支新铅笔，笔杆上刻着“中国梦”三个字。现在那支铅笔早就没了，但每次看到金黄的稻田，或者电视里穿白大褂的人蹲在田埂上，我就会想起那个夏天——蝉鸣、风扇、卷边的作文本，和一个小女孩笨拙却认真的愿望：原来“我的中国梦”，可以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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