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索的征途上，创造性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引擎，而这背后，文化底蕴的深厚涵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与人文传统、人文关怀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艺术人文，非但不会成为科学研究的绊脚石，反而常常成为创新的源泉。在高度分工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同时在科学和艺术两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虽属不易，但历史上不乏科学大师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当代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在数学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还热衷于练习书法、诵读唐诗宋词、精研鲁迅、王国维、冯友兰等大家的著作。他坦言，这些看似与数学研究无直接关联的书籍，实则蕴含着对他后来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这充分说明，学者的成长深受周边环境的影响，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背景，很难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发明。因此，在攀登未知高峰的道路上，艺术与科学可以相互激发，共同前行。
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从0到1”的科学突破，这些都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激发。而要实现这一点，科学与人文的携手同行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无论是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是攻克“卡脖子”的难题，无论是加强基础研究，还是提供科技解决方案，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而科学精神，又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与润泽。
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不仅能够树立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更能为科技创新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更体现在科学家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爱国、创新、求实，这些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历代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史，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个时期，科技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家自身所展现的求真务实、不断精进的精神支撑。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其理性与求实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儒学强调“心之精爽，有思辄通”的理性认识论，认为人具有认识和把握事物及其规律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儒学也倡导科学的怀疑精神，鼓励对经典进行大胆质疑与批判。
道学，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脉络。其“道法自然”的理念，对自然规律的依循、对“法天贵真”的尊崇，以及相对主义中的认识论，都对中国的科学家精神产生了深厚影响。道学讲求事物的原初性、自发性和实有性，力求探索宇宙万物的根本；同时，“法天贵真”的精神内涵与科学活动的目的高度一致，为当今抵制科研不端提供了哲学基础。此外，道学中的相对主义对科学家精神的影响也颇为深厚，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的观念，对客观科学认识事物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理性、求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显现，而创新和爱国则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了更为集中的表现。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乎国家命运。历代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勇于奋进的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储备和科技革新提供了最有生命力的精神保障。而爱国，则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根本。科学家们不仅致力于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通过科技强国来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将爱国之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这种传承与弘扬，不仅沉淀出弥足珍贵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所独有的文化基因，更为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