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位女学者着手翻译钱钟书的经典之作《围城》，消息传来，钱老竟半开玩笑地表示，希望译者是位“漂亮的女人”。此言一出，引人遐想，实则这是钱氏特有的幽默。翻译，这一艺术，既要求准确传达原意，又需保持文字之美，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钱老的“漂亮女人”之说，源自法语“belle infidele”，意指忠实与美丽的难以调和。
另一位美国教授，对钱老的《管锥编》情有独钟，欲将其译成英文。在征得钱老同意后，却遭遇了一个“君子协定”：翻译中遇到问题，不得向原作者请教。此举看似不近人情，实则钱老对翻译的严谨态度使然。杨全红教授在新书《钱钟书译论译艺研究》中，对此有独到见解，认为钱老或是对《管锥编》能否忠实译成他国语言心存疑虑。
钱钟书，博学多才，精通多国语言，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见解。他曾应邀审阅好友傅雷的巴尔扎克小说译稿，却因此引发了一场风波。傅雷看到钱老的审阅报告后，对部分评语难以接受，二人因此产生龃龉，甚至“开火”。然而，文人相轻，亦能相惜。杨著中提及，钱与傅虽有争执，但友情深厚，最终恢复书信往来，重归于好。
钱钟书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化”之旅，其间艰辛，不言而喻。他通晓多种语言，对翻译中的外国语言及其典籍，常有独到议论。正如佛典所言“贪多好大”，翻译亦需精约，避免冗长。而巴别塔的故事，则隐喻了翻译的难度，如同建造高塔，稍有不慎，便可能“烂尾”。
钱钟书对翻译的种种理论和实践，既有褒扬，也有批评。他的“君子协定”，看似苛刻，实则是对翻译艺术的尊重。在翻译的道路上，钱老无疑是一位智者，他的智慧与启示，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读杨全红教授的书，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钱学”领域的不足，也更加敬佩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执着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