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因国库空虚，决定推行货币改革，发行白鹿皮币，其价值高达40万钱。在征求意见时，性格耿直、为官清廉的颜异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王侯朝贺所献的苍璧（一种玉器）才值数千钱，而白鹿皮币的价值却远超于此，显得本末倒置。汉武帝听后不悦，手下人随即开始搜集颜异的“黑材料”。不久，张汤便向武帝报告，称颜异对缗钱之法有不当之处却未向朝廷反映，而是“不入言而腹诽”，应判死刑。武帝准奏，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古代政治的残酷性，更引发了关于思想自由与刑法边界的深刻思考。
帕斯卡尔曾言：“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若认为人有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价值，若不想让人类社会故步自封，那么思想自由便不可或缺。刑法应促进社会发展，而非使其陷入停滞。因此，确立思想自由，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将人从恐惧中解放出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密尔在《论自由》中也曾指出，思想自由不仅为形成伟大的思想家所必需，更是使一般人都能达到其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的关键。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思想是绝对自由的。若无行为，无论思想多么异端邪恶，都不应受到刑法的评价。无行为，无犯罪，这是惩罚的底线。对思想进行惩罚，在客观上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若要对某人的意图进行惩罚，就必须证明其意图的存在。然而，在没有具体行为的情况下，人们如何能知道他人的意图呢？我们对于自己先前的想法都难以重构，更遑论去还原别人的内心世界了。
那么，当科技发达，能够发明一种“扫描器”识别人之内心时，对于流露出邪恶想法的人，是否可以处罚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便是完全遵纪守法的公民，偶尔也会流露出邪恶的念头。要求人们时时刻刻都保持善良公义的念头，不允许有丝毫的恶念，这种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于人间的。邪恶的念头可能转瞬即逝，很少有人会把这种念头付诸实践。只有当人们在错误的意图支配下实施了错误的行为，对他才可以进行惩罚。
只有当思想变成行为，才可能进入刑法领域。例如，甲在杀人意图的折磨下已无法自拔，开始购买刀具、毒药准备杀人，这种杀人的预备行为就不再属于思想范畴，而具有了惩罚的必要性。这表明，刑法并非无限制地干涉人的思想，而是有其明确的边界和适用范围。
与思想相关的是言论，它是思想的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思想。言论，如同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方式一样，都是思想的表达形式。如果言论等表达方式不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思想自由。当哥白尼终日思考着“日心说”，如果不将这种念头表达出来，那他就不可能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因此，表达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合理延伸。
然而，表达自由毕竟不同于思想自由。思想是绝对自由的，而言论等表达自由则是相对的。比如，对他人的公然侮辱，或者在电影院假称有炸弹而恐吓他人，这些言论在任何国家都是要受到限制的。那么，何种言论应当受到限制呢？这个标准不能过于严格苛刻，否则就会妨碍思想自由的实现。美国有一个“清楚且现实的危险标准”，即只有当某种行为会“清楚且现实”地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时，才有限制的必要。这种标准考虑了主观恶意、侵害急迫性和侵害可能性三个要素，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