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晨雾还未完全散去，河曲县福雨小学的走廊上已经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刘瑞琴老师，这位身兼语文老师、班主任、教导主任多重身份的教育工作者，正抱着一摞作文本匆匆走过。她的发梢上沾着细碎的晨露，眼底却洋溢着温暖的笑容。这，是她从教第二十三个年头的又一个寻常早晨，却也是她用爱与责任书写教育传奇的生动写照。
从22岁初登讲台的青涩教师，到如今在山区教育土壤里深耕不辍的资深教育者，刘瑞琴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师者”二字的深刻内涵。她坚信，孩子不该被放弃，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等待绽放的种子，而她，就是那束照亮他们前行道路的光。
在刘瑞琴的办公桌抽屉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初中校门口，笑容明亮，手里攥着一束野菊。这是她初三开学时拍的，而这个女孩，曾是她班上的“刺头”。
父母酗酒、家庭暴力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女孩，她逃课、沉迷手机，甚至用割腕来宣泄内心的绝望。五一小长假后，女孩彻底失联。刘瑞琴听着家长含泪的哭诉，在办公室里坐立难安。她毅然踏上家访路，斑驳的土坯房前，女孩缩在墙角，眼神躲闪。刘瑞琴蹲下身，握住女孩冰凉的手，轻声说道：“老师不是来劝你回去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写的作文有多好，你解出数学题时的眼睛有多亮。如果你愿意，放学后我可以陪你补课，咱们慢慢赶。”
清晨的办公室，有刘瑞琴辅导女孩解译文言文的身影；课间的走廊，回荡着她的声声鼓励。如今，女孩已考上重点高中，去年教师节寄来喜报：“我现在能坦然说起过去，因为我知道，曾有人拼尽全力拉我一把。”
这样的故事，在刘瑞琴的教学生涯里不止一个。班上有个男孩程xx，父母沉迷麻将，家长会上总缺席。疫情期间网课，刘瑞琴每天打电话、发信息督促，却换来一句冰冷的“我已改了，难道你没看到?”后来才知道，回复的是辍学在家的姐姐。
“家长放弃了，老师不能放弃。”刘瑞琴不计前嫌，依然每天提问他，哪怕答非所问也先肯定“声音响亮”；发现他字迹进步，立刻展示在全班；课间拉着他聊篮球、聊新养的小狗……去年统考，程xx语文考了72分，举着试卷冲她喊：“老师，我能行!”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有的是玫瑰，有的是松树，有的是野菊。老师要做的，是给足阳光和耐心，等他们找到自己的春天。”刘瑞琴常这样说。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用爱与责任为每一个孩子点亮前行的道路。
2002年的冬天，22岁的刘瑞琴起了满背水痘。医生严肃叮嘱她必须隔离静养一个月，可她望着日历——距离期末考只剩四周，班里40多个孩子的复习怎么办？顶着寒风，裹着厚围巾、戴着帽子，她硬撑着坐进教室。粉笔灰落在未愈的痘上，痒得钻心，她就攥紧拳头；晚上批改作业到十点，宿舍暖气不足，她就裹着棉大衣继续。
如今的她，已是6岁女儿的母亲，却依然“不合格”。女儿三岁高烧40℃时，她在教室改作文；承诺陪孩子参加亲子运动会，却在最后一刻被作业“绊住脚”；幼儿园老师责备她“当妈不尽心”，她只能红着眼眶道歉。“我不是好妈妈，但我想做个好老师。”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女儿会懂的——妈妈在教更多孩子读书写字，那是比陪她更重要的事。”
学生的作文里，藏着最朴素的答案：“刘老师总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她的保温杯里永远泡着胖大海，她的教案边写满了批注。她说‘你们认真读书的样子，比什么都美’。”
“课比天大，我要做山里娃的‘点灯人’。”2014年秋天，刘瑞琴接到紧急任务：两小时后，县教研室专家要听她的课。她冲进宿舍翻教案，对着电脑查资料，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最终，一节融合甲骨文演变、生活场景识字的《姓氏歌》，让听课老师频频点赞：“山里娃的课堂，原来可以这么生动!”
作为教导主任，她更愿做“领头雁”。全县道德与法治教研活动中，她主动请缨上示范课。此时女儿正发着高烧，她在教室、医院、备课室间连轴转，深夜哄睡孩子后，对着电脑逐字打磨课件，直到凌晨两点。“那节课，我讲的是‘学会沟通’，”她笑着说，“其实我也在学——如何在工作和家庭间找到平衡。”
这些年，她带的班级语文成绩稳居年级第一；2021年全县小学毕业考试，42名基础薄弱的学生语文成绩位列全县第五；她指导的青年教师，多人获县级赛讲一等奖。“教育不是牺牲，是点燃。”刘瑞琴说，“我点燃自己，再去点亮更多孩子。”
暮色渐浓，河曲县福雨小学的教室亮起灯。刘瑞琴站在讲台上，黑板上写着“少年当立凌云志”。台下的孩子坐得笔直，眼里有光——那是被爱与责任滋养的光，终将照亮更远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