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梓新01从伦敦帕丁顿车站出发，坐两个小时到威尔士东部小镇Newport，从那里换乘威尔士的火车，却又在一个小时后穿越回英格兰。我就这样来到Craven Arms，一个我之前从未听到过的地方，位于威尔士和英格兰交界处，往北数十公里，是达尔文的故乡Shrewsbury。三个月前，我报名了一个英文创意写作课，6天5晚（其实首尾两天都在路上）。学员们要和老师同吃同住。但在旅途开始前，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甚至没有和主办方任何一位工作人员说过一句话，所获得的只不过一封邮件，告知我地点，以及需要提前预定火车站出来的出租车。“一周的餐食里面不包括酒，如果要订酒，可以提前一周向附近供应商预定。” 邮件还贴心地提醒。从火车站下车，这个站小到没有检票出口。同一班车上下来了几个人，有一位嬉皮风格的黑人女生和我说，“差点睡到坐过站了。”我不是完全听清她在说什么，礼貌地应答了一下。殊不知，这些下来的乘客，都是我要参加的这次Life Writing工作坊的部分同学和老师。(The Hurst)我们上了同一辆面包出租车，去往山上的一栋老房子，名曰The Hurst（赫斯特），曾是剧作家John Osborne的故居。每人分得单独一个小客房。我的大概就四乘以两米宽，但配了独立的卫生间。旁边都是山，和广袤的草地。有一个小池塘，上面有几只野鸭在游荡。去最近的村落，需要步行半小时。全家搬到伦敦六个月之后，生活又进入了一条直线，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中间顶着极不友好的时差与国内的团队远程沟通。很多移民的生活，其实就像平行那个社会的一条直线，虽然呼吸着同样空气，散步在同一片草地，在同一个超市购物，生活并不相交。在这六个月之中，我和本地人的交往，基本上就是随女儿到同学家中play date的时候，和同学父母的交谈。当16名学员集合到客厅的时候，我看了看周围，毫无悬念的，我是唯一的亚洲人。如果论肤色，另外有两位黑人和一位印度裔姑娘，可是她们都是英国出生长大。两位黑人女生的祖籍，一个是南美洲的圭亚那，一个是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如果论性别，同样毫无悬念，只有我和另一位20多岁的英国男生，其他从老师到同学都是女性。这也和三明治的工作坊性别比例类似。这种极少数派的身份体验是实实在在的了。在伦敦，这座世界城市，你会碰到各种肤色的人，感觉不会如此强烈。介绍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是这种萍水相逢最微妙的时刻。我介绍自己叫Zixin，但是建议他们叫我在15岁时随意起的英文名Tony。他们很认真地追问我的中文名怎么发音，想要学习。我再发了一次音之后劝退了他们。我有自己的小心机，我想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群体中，当别人想和你打招呼的时候，不会觉得为难或者拗口。反正这是一个“聚后即散”——以后或许不会再联系的群组，用一个代号做自己的名称有何不可呢？除了名字，每个人都需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身份，以及“something you don't know about me”。“我是一个美食评论家，也做过厨师。两年前我查出癌症，我活了下来。我想写这段经历。” 男生John说。下车碰到的那个嬉皮黑人女生Aki说，“12岁时我被朋友的狗咬过。”她指着自己下巴一条明显的伤疤。圈子轮转，更多人分享。其中好几位已经退休，满头银发的Jane说，抱歉我有些时候得戴口罩，因为我到现在还没得过Covid。Tracy说，她是肠癌三期，几个月前她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一直在等政府分配的公共住房。最近才刚刚分到。来这个工作坊，是因为她得到了一个资助名额。17岁起，她就是一位摩托车手兼摄影师，曾经在喜马拉雅高原上飞驰。现在她再也不想摄影了，身体已经扛不动机器了。她想写作。轮到我的时候，我该如何介绍自己呢？一位失去了新闻阵地的前媒体人？一个创业者？似乎都不那么合适，即使我在中文世界出版过一些书，我此行的心愿，就是做一位英文写作的“小学生”，感受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同与不同。然而我的背景、肤色，以及关心的主题，也为这次工作坊提供了部分的多样性。（大家做自我介绍和读书会的客厅）我能感受到大门的敞开是友善的。不仅对我，也对这些各行各业想要通过写作表达什么，或者谋求出版的“写作新人”——在英文的语境中，“writer”是一个不带等级感的身份词汇。只要你开始写，你就可以自称或者被称呼为“writer"。但是在中文中，如果对应翻译为“作家”，那么它自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写作者”，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词汇，它甚至不像是一个“正经”的工作。又或者，在新媒体时代，它更容易被理解为“小编”？这是中英文写作者在开始写作时面对的截然不同的心理暗示和社会氛围。实际上，英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之一，街上的流浪汉和非法移民也多起来了。报纸说，政府每天支付600多万镑安置非法移民，其中45%的人是坐小船偷渡英吉利海峡而来。但是当你碰到这一个个带着生动具体面容的写作者，你不会奇怪于他们为什么想写作，甚至也不会质疑他们为什么要花相当于英国普通人大约半个月的到手工资来报名这个写作工坊。尽管95%的书最终不会成为畅销书，也不会给写作者带来多么丰厚的收入，但是在社会氛围上，如果你的书能被印出来，放进书店，你仍然非常受到尊重的。而普通人向“出书”这个目标迈进的努力，也不会不被理解。它不是一种完全基于生活水平的考量，而是一种自我表达。02（工作坊的大教室）每天我们其实只有三个小时的工作坊，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四个整天里，有两个下午你可以有单独和导师一对一咨询的时间，可是每个时间段只有20-30分钟。晚上，16个学员分成四组做饭给所有人吃。饭后，有两小时左右的读书会。三个小时的工作坊，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细细点拨，导师也没有使用PPT。Life Writing，在中文还没有对应的翻译，究竟是“生活写作”，还是“生命写作”？不过似乎也不太重要，它就是来源于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是非虚构写作，这和三明治在做的“短故事”，乃至“每日书”都是一样的理念。而在这几年，我也意识到Life Writing这个概念在英文世界被越来越多的接受和传播。伦敦的金匠大学（Goldsmiths)就开出了一个 Creative & Life Writing硕士专业。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创意写作专业，而“创意非虚构”乃至“Life Writing”作为里面的一个门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英文写作，我的词汇量肯定不如native speaker。但是写作的手法是相通的，画面感，冲突感，语言的节奏感，这些都自然需要用到。我有点惊讶于这些普通写作者对画面感描述的自然掌握。似乎在英文的语感里，画面感是必不可少的写作要素，如果没有，行文会非常可怕。而在中文的写作里，我们似乎有太多过于顺滑的“习惯表达”，它们来源于一些常见的词组，句式或者网络用语。我们的作文教育极大助长了这种陈词滥调的传承，让真实地写自己，写画面感变得很困难。几乎每个三明治学员，都多少会带着一些这种教育的残留痕迹。而我，也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在写作过程中把它们过滤出去。每次当堂写作练习之后，大家都抢着分享。这也和国内工作坊的氛围不同。我很想了解自己的英文写作究竟能不能被native speaker理解和接受，也不得不积极争取机会。不知道是否由于我的写作内容带着异国情调，还是他们出于礼貌和鼓励，我的写作碎片收到了很好的评价。他们都说，很难想象自己能用第二语言写作。而我觉得，我和他们最大的差距是用词（word choices), 我们能调用的基本都是常见的词汇，在观感上确实比较业余。而词汇量的积累不是一日之功。我只能做到先把故事讲得有趣，有悬念或者有节奏。而或许一些不够地道的表达，反而带来特别的风味，就像我们看外国人写中文一样。而我在英文写作里，又感受到一种奇特的自由。我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我也不必接受过分的审视。或许比起课堂，和他们一起做饭更能体会英国人的日常。这是我来伦敦之后难得的机会。早餐是每个人要自己做，原料是无限供应的鸡蛋和切片面包，一级很多我不懂怎么使用的西方酱料。没有葱。炉子温度不高，不能像中餐一样大炒一番。我想做的中式炒蛋在他们看起来就是scramble egg. 而英国小哥John先煮鸡蛋，水沸后再煮六分钟（西餐好像都严密控制时间刻度），然后用凉水冲，剥壳，切成几片，放在烤面包片上，洒上类似胡椒的绿色粉末，这是他每天早上都做的早餐。我笑说，以前的中国长辈很喜欢吃水煮蛋，让我们这些孩子都变得不喜欢吃的。他说，那我就是Chinese old man了。（土豆经常带皮切块，浇上油直接烤，比中餐土豆丝省事多了）四天的晚餐居然很自然地就变成了四个团队的比拼。虽然食材和菜谱是由主管的工作人员Michelle所规定的。她有一种威严。而轮到的小组，也不会觉得自己花了钱报名为什么还要来帮大家服务。反而很有服务精神。大家在餐桌装饰上互相比拼，有的摘了一些山花，有的裁了一个个爱心纸片。礼仪上也非常符合餐馆规范，所有的服务人员都站在两旁，等所有“客人”取餐完毕，再自己快速地吃饭，然后提前又进入厨房收拾，最终还要洗碗，把所有“客人”的餐具和食物残渣都处理停当。那天晚上我就洗了几十个盘子。我们团队的餐桌上，我现场微信搜索了纸鱼的叠法。给每个人都做了一只，用的就是旧报纸，刚好封面是绿色水波，非常符合鱼身的纹路。做完之后，Tracy说，打印一些格言放在鱼里面吧。于是这鱼又好像变成了fortune cookie，更符合国外中餐馆的传统了。文字似乎有自己的魔力，我们随机放在鱼身内的纸条，多多少少让人有所感应。导师Rachel抽到一张纸条，You'll never see a rainbow unless you experience a rain. 她的新书名刚好有rainbow。而John抽到一张“Busy living or busy dying"。噢，可怜的John。每个学员似乎都有自己的写书计划。工作坊还介绍了出版经纪（book agent)的运作模式。在国外，很多作者都通过出版经纪去和出版社联系。它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桥梁。这似乎给了这些作者希望。因为出版经纪偶尔也会招揽新人，而且他们本身也不用给作者报酬，只是等到出版之后分成。不像在国内，一个普通作者要直接和一个出版社或者图书制作公司谈成出版合同是困难的，国内的出版机构要么是从编辑的熟人网络去发展作者，要么就是编辑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再去找人撰稿或者翻译。这让我想到，三明治或许可以为普通人扮演一个初步的出版经纪的角色，而事实上，过去这些年，无论是三明治的普通人故事合集乃至对我们专栏作者的作品，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实践了。03两位诗人John Moat 和 John Fairfax在1968年创立了Arvon这家机构，最早他们是教16-18岁的孩子写诗的。现在他们在英格兰有四个writing retreat（中文翻译为“写作度假”？）的据点，都是很有历史感的老房子。在疫情之后，他们也开出了更多线上的工作坊。在英国艺术协会和众多资助人的帮助下，他们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拥有一二十个全职雇员。2011年3月23日正式创办“三明治”的时候，我并没有概念它会做多久，也很难将三明治和自己余生完全捆绑起来。而在中国社会，一个到今天有12年历史的组织和平台，已经非常奢侈和难得。即使实力雄厚的大机构，也经常“城头变幻大王旗”。更不用说，三明治经历了“网页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再到现在的“AI时代”。我不敢去想三明治能和Arvon一样能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我想，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为三明治赢得了一个长期坚持的根基，尽管它还未能完全自负盈亏。它注册为一个小小的商业公司，是因为我对国内公益大环境的不够亲近，而一直未把它宣传为一个“社会企业”或者非盈利机构。但我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就是为了整个中文社会的创作表达的发展。以前做事，经常追求很快出结果。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商业的高度竞争，以及大家的心态，都在催生更快的反馈。但当我看到Arvon，在一个社会里面至今55年的写作推动，看到很多当年的媒体朋友在失去工作阵地之后的长期失落，我庆幸自己有三明治这样一个小小的平台。仍然能够做写作、表达、创意呈现这些最本原的事情。我为很多至今还不认识，或者只知道一个ID的写作者而感动。每一期的每日书和短故事，都有那么总共几百人来付上一笔费用，在这里掏心掏肺地书写，以及认识更多的朋友。在中国，为这些远不能和出版等功利目的挂钩的行为，付上时间和金钱，比在西方成熟的文化社会氛围下，更值得受人尊重。甚至，当他们和朋友说，我在付费学习写作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些朋友感到惊讶。因为写作，在我们的国度，已经要么被认为是chatGPT可以代替的技能，或者是高度商业化的自媒体流水线了。每日书、短故事，乃至我们为它们所创作的文创周边、出版。我在英国和美国，都没有看到过相似的模式。我敢说，三明治的运作方式是全球所独有的。当然，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开展更多的线下工作坊。我羡慕Arvon的一点，是他们能够邀请到很多已经著作等身的作家，仍然愿意教授学员创作，甚至同吃同住。这有时不是报酬的问题，而是身段和意愿的问题。这次我碰到的导师Marina，她也曾经是一位记者，从2003年开始创办一个叫做The Forgiveness Project的项目，专门采访那些因为暴力或者意外事故创伤后，选择原谅他人的主人公。在19年后的2022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Forgiveness: An Exploration》的书，奥斯卡获奖演员Emma Thompson还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她还早在2004年就在伦敦南岸中心举办了“The F Word”的故事展，将这些选择原谅的故事呈现出来。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办到现在，在不同的大学、艺术馆巡回。某种意义上，这和三明治的努力异曲同工。我不知道到了三明治20周年的时候，我会不会写一本书来记录这20年来我所收获，所遇到的故事。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允许我写下来。三明治会继续慢慢走，无论是成年人的，包括我们同样在做的儿童阅读和写作项目，都是一体相承的。它们都在重新塑造中文社会的表达基础，让更多人能先体会到那个需要表达的自我，然后再学习如何自我表达。我们也期待中国创作环境的变化，出版资源和平台资源向更多大众开放，更多人愿意写作，愿意为写作付费，会因为写作出版和创作作品而感到骄傲。是以为三明治12周年记。我们每个生日都过得很低调。活 动 推 荐“阅读是最小单位的抵抗，书写是最小单位的创造”。4月1日，每日书正式开写。这个月，三明治与独立出版品牌一頁folio合作推出「每日一页主题班」，还有“大富翁主题班”、“自由书写班”、“共写班”、“虚构班”等你来写。在「每日一页」主题班，我们想和一頁folio一起把“书”变成书写和阅读的日常，在每日的读和写中与人连接，一起用写作建造最小单元的抵抗，用阅读抵达世界。·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