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登序“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并非玄而又玄的哲学问题，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还是看似易答、实难精准的复杂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讲述自己的来源，却不能说准自己祖父祖母的大名、大事等。回首我这半生：在湖北应山，出生成长18年；在广东广州，求学生活4年；在广东东莞，成家立业30多年。友人戏言：你是一棵树，根系在湖北应山，枝叶在广东广州，花果在广东东莞。由此追问：我是一棵什么树？在萧瑟的冬季或者青葱的早春，一棵树只有树干、树枝和树叶可看，少有人能看出它是什么树；待到春深花开、夏深果结，多数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什么树；再到秋收时节，农民才能宣告这棵树的果实有几斤几两、是酸是甜还是苦、是大是中还是小，从而最终确认它是一棵什么树。一棵树最终长成什么样，不但要看种子基因，还要看土壤如何、光热如何、水旱如何、虫灾如何、农药如何、蜂群如何、年轮如何、培育如何......人生近晚，向前看，一路都是下坡，都要做减法，多有忧虑与不安；向后看，一路都是上坡，都在做加法，只顾奔向下一个目标，少有停顿与回眸，总相信“万水千山只等闲，甘苦何须与人言”！岁月是一位神偷，悄悄拿走了我们的青春和盛年；岁月也是一个淘金工，汰去了我们生命中平凡的沙子，留下了珍贵的金子，这些就是至今记忆犹新的苦难与辉煌、成功与挫败、眼泪和欢笑......夜深人难寐，往事联翩来，老牛细反刍。想那万斯31岁写出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庆33岁写出《我的路》，奥巴马34岁写出《我父亲的梦想》，鲁迅45岁写出《朝花夕拾》，民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47岁写出《玫瑰与革命》......他们是著名人物或者伟大人物，即使自己不写回忆录，也会有很多人反复记述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美名长存，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三代之后，都会被忘得干干净净”。平凡渺小如我者，既无功名又无文采，当然不值得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没什么人看。然而，别人固然不会来写我们这些凡人，如果我们自己也不写，就只会让自己更早地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了。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其《忏悔录》里写道：“在此期间，我出于虚荣、自私和自负而涉身写作。”我过去写作发表作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现在，我更多的是为了自我治愈和自我娱乐，过好后半生（比如，避免春晚小品《粮票的故事》当中爷爷带孙子只会重复粮票的故事，被人嫌弃等尴尬），为了给后代查询“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为了给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原始素材，决意动笔写作《自传三部曲》——《走出乡关》《求学羊城》《栖居莞邑》。黑夜之中，有多少往事袭来......我将努力客观记录一个60后乡下人的成长历史。然而，读者也需要理解，正如纪连海先生所说，历史有四个层次：其一，已经发生了并且消失了的“真实的历史”；其二，史学家以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写出来的“记录的历史”；其三，不同的人看完史书后又讲出来的“传播的历史”；其四，根据以上这些，又衍生出的“演绎的历史”。当此AI代拟文章满网飘飞之际，非虚构的私人回忆录仍是AI无法代拟的文章，或许还有一些独特的存在价值。一、生于寒冬1“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的乡关是湖北应山。58年前的农历丙午马年，冬月之初，我出生于应山县一个小村庄。这个县，处于大别山脉西端、桐柏山脉南麓，是湖北省东北部与河南省信阳市接壤之地，系南北通行的关口之地，所谓“荆楚门户”，属低山丘陵地带，山地、丘陵、岗地、沿河小块平原，自北而南依次分布，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在其北部分流。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永阳县为应山县；1988年12月，撤销应山县，改设广水市。说来惭愧，我虽然在应山县出生成长18年，但真正了解它的全貌，却是在离别家乡40个年头之后！2023年11月，因参加母校广水一中80周年校庆，顺便参观考察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得以全面深入了解故乡的地理和人文、历史和现状，概括出一个原创说法：“陌生朋友且听我讲，湖北广水是我家乡，十一数字即讲妥当——0.5：春联只贴半边（千户冲村）；1： 一位厨师成为行业祖师爷（詹王）、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成为大夏国皇帝（明玉珍）；一批清朝移民到安徽宁国县，后裔20万约占县总人口的一半；2：两张靓丽名片（“秀美应山·诗画广水”“中华山盟·月光海誓”）、2647平方千米的总面积；3： 三座雄关（武胜关、平靖关、黄土关）、三座奇山（寿山、中华山、大贵山）；4： 北宋四状元（王世则、宋庠、宋祁、郑獬）、应山四贤士（宋庠、宋祁、连庶、连庠）、4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5：五千烈士（1919-1949年在册革命烈士5000多名）；6：六条干道（京广、武襄两条铁路穿境而过，107、316两条国道贯通南北，麻竹高速、346国道横穿东西）；7：七十万常住人口（九十万户籍人口）；8：八大美食（应山滑肉、应山奎面、连氏包粑、徐家河银鱼、马坪拐子饭、花山莼菜、平林鸡汤、蜂蜜糍粑）；9：九位乡贤（连战先祖连舜宾、南宋抗元名将李庭芝、明朝“三部尚书”王兴福、明朝“三部亚卿”傅凤翔、明朝方志学家颜木、明代直谏忠烈杨涟、清初大臣洪起元、现代旅美作家聂华苓、现代旅美物理学家聂华桐）；10：十多位革命前辈曾在应山留下战斗足迹（毛泽东、邓小平、李先念、贺龙、徐向前、许世友、刘伯承、王首道、王震、郑位三、王树声、任质斌等）。”这个小村庄，名叫马家湾，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东西两道不高的山丘，斜交于村北头，夹成一条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山谷，谷中开发出层层梯田，梯田中间自北向南依次镶嵌着上塘、中塘、下塘、南塘。不到20户人家分成两组，依着西山脚蜿蜒而建，其中5姓6户人家相连成为南边一个小自然村（到上世纪70年代，马、何二姓迁出，变成潘熊袁3姓4户村，其中一户是五保户，故为方便计，简称三家村），与北边的马、何、祝、汪4姓10户组成的大村，相距两里路。三家村背依西山，面邻四方形的下塘，远望东山；北边约50米远的地方，通往大村的田间小路边，设有一个露天公共碾米场，面对长方形的中塘，周边都是稻田；南边约50米远的地方，耸立着一棵古老柏树，树干粗到四五人才能合围，高约数十米，主干有部分朽空，枝干有多处虬曲，是古人留下来的社树，它一柱擎天，力挽山谷向南倾斜之不利地势，优化了小村之观感，成为小村重要的风水树。村前的小路，从此树下经过，向南边山谷田野蜿蜒而去，路右边一排无名无后的坟墓，已经被生产队平整成了一级梯田。村对面的东山坡上生长着一大片栎树林，周围其他的山上都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山边路边还生长着一些油桐树、木籽树、枣树、桃树、李树、杏树等。80年代初，这个三家村已经撤并进入北边的大村，原宅基地改成了农田，旧迹全无了。这个小村庄，从地理区位上看，很靠近城镇文明中心。出三家村向东，翻过小山丘，向东偏北方向走过3里左右的田间小路，就到了本村最近的圩集杨家街。出村向南，沿着土泥公路前行16里左右即到达县城。从县城折向其东北走过50里左右，就到了早于1902年平汉铁路通车时即已在本县开设、后来成为京广铁路大动脉之组成部分的广水火车站。但是因为全村人少财弱，不受上级重视，一直到1993年才通电，2012年才通公路，2015年才通自来水，远远落后于3里外的杨家街。那一天，已经过了农历大雪节气多日，正是天寒地冻、草木凋零、鸟虫蛰伏、农闲冬藏的时节，而我刚好躁动于母腹，急切地要来人间报到。那一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之际。多年之后，我每次过生日的时候，爷爷常对我回忆：“那天，我早早起身，原准备煮了早饭，吃完就去县城赶大集的。听说你快要出生，马上就摸黑去村对面山坡正在烧陶的龙窑里，向师傅们讨要了几炉炭火回家，置放在大火盆内，把房间烤得暖暖的......”然后他又摸黑走过两里路，赶到同一生产队的北边大村马成木家敲门：“卫大姐！卫大姐！我儿媳要生孩子了！请您快来帮忙接生！”这位卫婆婆并没有祖传中医之术，也不是乡村赤脚医生，仅仅凭着自己生过3个孩子、接生过几个孩子积累的经验，就自行修炼成了全村闻名的兼职接生婆。尽管我们村子距离设在杨家街的管理区卫生院只有3里路，距离设在大队部的赤脚医生卫生所也只有4里路，但爸爸妈妈早打定主意就在家中分娩，就请卫婆婆接生。更何况，我偏偏选在这寒冬的黑夜出生，孕妇当然难以平安通行三四里路去到卫生院或卫生所；即使能马上请到村民帮忙抬着妈妈快跑，平安抵达，那里也是黑灯瞎火、无人立即接生的吧。这个高大、精练、能干的中年女人，快速地颠着三寸小脚，跟着爷爷来到我家，麻利地检查产妇各方面状况，吩咐我爸爸烧开一锅滚水，为毛巾铁剪等消毒，在炭火盆上架起竹架子，搭上婴儿衣衫棉被，烘烤温暖。一切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万事俱备，我即出生，卫婆婆轻快干脆地剪断我与妈妈之间的脐带，用干净温暖的衣衫包裹好我。我闭着双眼，用啼哭向大家报到。那时雄鸡报晓，天刚好亮了，村民起床了，山村热闹了，艰难而乐观地开启了新的一天。卫婆婆推开门，走出卧室兼产房，向等在门外的我爷爷报喜：“潘大哥，大人小孩都平安！恭喜你又添了一个男孙！”爷爷说：“好啊好啊，我们潘家越来越兴旺啊......”至今记得，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过春节，我按村里的习惯，大年初一到全村各家逐一拜年，走进卫婆婆家，拉着她满是老茧的双手，感谢她祝福她。想到18年前那个早晨，如果我出生不顺利或者她接生失误，也许我就成了一个脑瘫儿或者残障人，正是这双巧手在人世间第一个接纳我、包裹我、抚慰我、安顿我，让我顺利地来到人世间，避免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意外，我不禁双手颤抖，热泪盈眶，哽咽难言......感谢卫婆婆！感谢妈妈！感谢上苍！人们都说：孩子的出生日，既是母亲怀胎十月终于分娩的幸福日，也是母亲承担分娩疼痛的受难日。多年以后，妈妈常对我回忆说：“你出生的那年冬月，一直是阴冷天气，直到满月那天才出太阳......”我后来自己做了父亲，才深刻体验到妈妈那时候养育一个婴儿是多么不容易：作为婴儿，我只知道吃奶、拉尿、拉屎、睡觉等，任何一样不满足就开始啼哭，提醒大人猜测并满足我的需求。我被襁褓包裹着，裆间夹着内层为白色纱巾、外层为黑色厚棉垫的布片，妈妈频繁地给我喂奶、用温水洗净下身、更换干净的布片，爸爸和爷爷不停地清洗屎尿布片，再搭在炭火盆上的竹架上烤干，人字山墙、七个檩子瓦顶的狭小房间内充满了奶水味和尿骚味......妈妈还在闺中时，其母亲就过世了，19岁嫁入潘家时，其家婆也过世了。妈妈20岁就生了我大哥，22岁生了我大姐，24岁生了我。我们几个小孩没有外婆和奶奶的宠爱，固然可怜，更可怜的是妈妈在没有外婆和奶奶的指导帮助下，全靠自己观察思考总结，艰难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2爸爸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出生的时候，身体瘦小，头发稀少，这就是你的小名的由来。过了几天，到了生产小队一月一次的分口粮时间，我跑过去对队长说：“几天前我家添了一个儿子，本月应多分一个人的口粮。”队长却说：“那可不行，你家是缺粮户，上个月已经提前支取了这个月的口粮，这个月新增的人口就没得补，只能从下个月开始分粮！”所以，你一出生就缺粮少吃......我在妈妈温暖的怀抱中生活不满两年，弟弟又出生了。从此我转为先跟随爸爸后跟随爷爷生活。寒冷冬夜，我喜欢钻进爷爷的怀抱里睡觉，他也喜欢抱着我睡觉，他说：“小孩子身上三把火，抱着你暖和多了！”他还喜欢带着我外出走亲戚，特别是每年春节去其妹妹家，一去就留住多日。姑婆嫁给新华大队一个富农之家，生了4个儿子，其中3个又都生了4个以上的孩子，家大业大。每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热情大方的姑婆，就煮好两碗卧着荷包鸡蛋的面条，送到床前让爷爷和我过早（早餐之前的早点），接着起床吃早饭、过中（午餐之前的午点）、午饭、晚饭，一天必吃丰盛的五餐！六七岁时，爷爷带着我，第一次步行到县城，在县城某十字街口一家回民餐馆吃了一碗这辈子觉得最好吃的面条。某一天，我去野外玩，捡到一块光滑圆石板，拿回家送给爷爷，他说：“这个礼物太好了，正好给我用来做陶壶的盖子！”过了许久，大家都忘了这个物件。我因提了一个要求，爷爷不答应我，我就生气了，坚决要求爷爷把那个圆石片还给我，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既惊奇我记性如此之好，又责怪我不讲情理。冬天里，天还未亮，邻居马国财家的小儿子马全心带头吵嚷着上学，全村的孩子也跟着起床。大人劳累了一天还得继续睡觉，也不管小孩子。我们吵嚷着步行前往大队部所在地的小学，冷冽的月光明晃晃地照耀着。我们学着电影《闪闪的红星》里小英雄潘冬子的勇敢，在路边的南塘里，用冰冷刺骨的塘水洗手洗脸，然后继续前行。不久，我的手指、脚后跟甚至耳朵等处出现冻疮，先是奇痒难耐，接着皮肤干裂，嫩肉露出，流血疼痛，虽然敷涂防冻伤药膏，以旧布条作绷带缠上，仍无多少好转，手指等处出现溃烂，直到春暖才愈合恢复，至今双手有8个手指的第一关节处都留下了冻疮疤痕。六、七十年代的冬天里，差不多每年上级政府都组织农村青壮年集中修建水利工程。那些年父辈们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有水库面积57.6平方千米、全省第三大的徐家河水库，有库容15.4万立方米的花山水库，有库容0.66万立方米的飞沙河水库，有绵延四五十里的引水灌溉渠，有县城附近飞越山谷的壮观渡漕等。某一年冬天，生产大队组织村民修建方家畈水库，位置就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的山谷里，我就跟着大孩子跑去工地找大人，看热闹。到了大堤上，看到妈妈等约十人围着一个大石碌均匀站着，每个人的腰间系着一条粗麻绳，另一端捆在中间的石碌上面，妈妈领唱劳动号子，大家和唱，整齐地左右摆手向前迈步，拉起绳子，扯高石碌，松绳砸实堤坝，又整齐地后退，开始新一轮动作。妈妈没能进学堂读书，只在村里上过扫盲班，但她在社会大学学到很多知识，人情练达，世故洞明，能说会道。那天第一次看见妈妈在众人面前唱歌跳舞，仪态大方，美丽可爱，才发现原来妈妈还有这样的本领，我深感骄傲和自豪！某年，父亲被生产队选派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参加飞沙河水库修建工程，一去数月不能归家，而当年春节又来得早，母亲只能担起责任，带着家中老小，如蚂蚁搬家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上山下田进城，把七口之家过年必需的柴米油盐肉蛋豆腐新衣等，一点一点地筹备齐全。正所谓“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仅仅是年前必做的磨豆腐一事，不知多么麻烦：妈妈先要北行六七里，到另一个生产大队所属名叫快活岭的磨坊预定时间，方便前后客户之间有序衔接；接着算准时间，提前在家里清洗、筛选、泡软大豆；提前挑一担柴火送过去以备烧煮豆浆。轮到我家磨豆腐那一天，妈妈带着我们全家出动到磨坊：有人负责往大石磨的磨孔里添加泡软的大豆，有人负责催赶蒙住双眼的驴子持续转圈拉动石磨并看住它拉屎拉尿以便及时清理，有人负责看住接豆浆的木桶一装满就立即换新桶，有人负责去附近的水井打水运来，有人负责烧柴火煮沸豆浆，有人负责摇动布网滤出豆渣，师傅负责总指挥和卤水点豆浆、结豆油条、结豆腐等技术活计。我们配合师傅，连续劳碌十几个钟，才能得到成品。一家人挑着大包小包的豆腐、千张、豆油条、豆腐渣等回到家，又忙着分类放进水缸储存、制作辣豆腐、晾晒千张和豆油条等。当然，打豆腐过程中最开心的，就是在磨坊能不限量地喝新鲜豆浆、吃新鲜豆腐花、吃新鲜豆油条，甚至吃新鲜豆腐块。妈妈白天忙着外边的事，晚上还要就着昏暗的油灯做针线活，为全家每一个人至少准备一双新布鞋过新年。妈妈一边带着我们准备过年，一边念叨着爸爸快要回家了。年前爸爸终于回来了，头发和胡须都长老长了，带回来工地分发的一条大草鱼。我们小孩吃了鱼肉，还把那粗大的鱼脊骨留下来当作玩具梯耙玩几天。爸爸还带回来工地上用旧的十字镐、防尘口罩等新物件，让我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好新奇。某年冬天，爸爸又被派到外地修水利，而生产大队组织在家的村民继续扩建方家畈水库，主要任务就是挖开运走水库内的土方，增加蓄水量。性格要强的妈妈，为了多赚工分，带着我们三个大孩子，踩着如霜月光，来到工地，指导我们挖土坑、上竹筐，她挑起装满泥土的沉重筐子，一趟又一趟地送上远处的堤坝上堆填。冬夜里要从温暖被窝里起身，乘着太阳未出不晒，赶到工地干活，实在是不情愿，但是看到妈妈带头咬牙苦干，我们也只能跟着一声不吭、埋头苦干。在学校，虽然学到了“长X宽X高=体积”，却只知道用来测量计算有形物体的体积；在这次挖坑运土劳动中，才学会：挖走了土块，剩下土坑，坑的长宽高就是计算挖走多少泥土的依据。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冬天，生产队按上级要求，组织村文艺宣传队，4个演员、2个导演兼领队、1个后勤，共7人，创作排演“三句半”等节目。我是其中最年少的演员，敲着一面小铜锣，表演那个出人意外抖包袱的最后半句话。排练一个月左右，就前往20多里外的黄岩水库工地慰问演出，到了那里却只能观赏别人的优秀节目联合演出。晚上打着火把，翻越水库边的高山，第一次看到那蜿蜒的火把长龙，甚为壮观，震撼至极，当时联想到读过的《地球上的红飘带》，以为红军长征夜行军时很多场景也大致如此吧？冬天里，村民们还要从水位下降甚至干涸的池塘，把春夏秋季随雨水流进池塘后淤积的肥沃田泥，再挖起送返到田里，并且要把田里的泥块堆成空心小塔，把一年来积累的晒干牛屎饼，运到稻田里，打碎成小块，安放在土塔中，点燃起来，慢慢烤干土块、杀灭害虫，谓之“秌田”。每年这个季节，田野飘起处处白烟，空气中充满了干牛粪烧出的香味，心中充满了土壤肥沃、来年丰收的美好想象。冬天里，一场大雪覆盖大地，我随哥哥姐姐们去玩雪，拿出家里的秧马，当作雪橇，从村背后山坡上一路滑下来，雪地里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忽然，一狗狂吠，原来发现了从山上跑来村边觅食的饥饿狐狸，全村的狗都嚎叫着追逐过去，全村的大人小孩也都跟着喊叫追赶。年景好的冬天里，爷爷请来屠夫杀年猪，他自己还亲自宰杀山羊和家鸡，然后全部挂在山墙上，风干成腊肉，迎接春节。有好多年家里并没有杀年猪，原因是家里不养肉猪改养母猪了，为的是能够多生小猪多卖钱。在这样的年景下，就只能去集市买二三十斤猪肉过年关了。腊月三十，一大早开始筹备，先祭祀天地祖先，中午全家人吃团年饭，鱼肉、豆腐、萝卜等，煮一大锅，摆满一大桌，妈妈叮嘱说：“今天在自家要吃饱喝足，春节几天外出亲戚家拜年，就不要像个馋嘴猫大吃大喝，丢人现眼了！”原来，好强讲礼的妈妈，对吃年饭赋予了如此这般新的内涵、新的功能！饭后，我们几个孩子的重要任务，就是去外面挖泥土，抬回家填补平时扫地扫得坑坑洼洼的客厅硬土地面，洒上水，夯实铺平。傍晚帮大人贴春联，晚上向大人收压岁钱，全家人在堂屋里，围着一个火盆坐一圈烤火聊天，其乐融融。黑木炭燃得通红，炭火边座着一个陶壶慢慢地烧热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炭灰里还烤着花生或红薯，趁热吃来香甜可口。爸妈还要蒸糯米打糍粑，我们小孩子也凑热闹，双手扯起木柱去捣烂盛放在石槽中的糯米，却被糯米的强大粘力拉住，扯不了几下就只得笑着认输放手，从而再次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现场教育。除夕守夜，爸爸妈妈年年对我们小孩子“约法三章”，反复叮嘱：春节期间，不能讲不吉利不洁净之语，否则会招来灾祸或霉运；一定要文明礼貌，逢人必祝“新年好”；一定要弄清亲戚关系，称呼不能搞错——事关那时亲戚众多，内有亲堂之分，外有姑姨舅表之别，而且多是四代同堂，称呼复杂，其中一些人还一年仅见一两次，难免叫错，被人笑话。零点一到，爸爸立即到门外放鞭炮庆祝新年到来。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新鞋，打扮整洁，高高兴兴给亲戚、邻居拜年，但是那时并无红包利是可拿，只有一些糖果瓜子什么的。80年代以来，村中才逐步恢复了春节“跑旱船”、元宵“舞龙灯”等传统民俗表演。3这个小村庄，祖辈一代人，大约都是上世纪初出生的，马姓5户、何姓两户、熊姓两户、潘姓两户（一户是我祖父祖母带着我父亲，另一户是我二叔公二叔婆。二叔公年轻时随祖父前往应城县盐矿打工，不幸双眼致盲，娶妻却未能生育，成为村里的“五保户”。我幼年时经常牵竹竿为他引路去打米磨面，长大后常为他家挑井水）、祝姓两户、汪姓一户、袁姓一户，15户约60人；父辈一代人，多是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成家分户后，马、何、汪三姓户数翻了一番多，而熊姓两户、潘姓两户、祝姓两户、袁姓一户没有变化，全村增加到约20户、90多人；第三代即是我的同代人，多是六、七十年代出生，基本上每家都生育孩子4个以上，全村人数增到约140人。人口大幅增加，而田地无从同步增加，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无法大幅增加，又无工业化城市化或移民吸纳新增人口，于是资源与人口之间的供求矛盾在60、70、80年代逐步加剧。为了生存，村民疯狂地掠夺大自然。不分季节，不分日夜，上山盗伐树木，较粗大的树干用来自建房屋、打造家具或卖给县城居民，较细小的晒干之后卖给附近的陶窑作柴烧（70年代生产大队在桂花树湾新增设了一个更大规模的陶窑工坊）；近处山地的树木砍完了，就去几十里外的深山砍；树木砍完了，就砍荆棘条，编成筐、席等自用或换钱；荆棘砍完了，就割毛草当柴烧；毛草割完了，就挖草皮草根回去烧柴或沤粪。山上的树木逐步稀疏，两处陶窑坊的木柴永远堆得小山一样高，直到后来山上的树木全被砍光，陶窑坊无柴可烧，只得关停。森林植被就这样被严重破坏，山清水秀、天人和谐的村庄，逐步变得水土流失、干旱少雨，原来种水稻的水田，只能改种高粱玉米等旱作物；原来溪水不断、鱼虾成群的景观，不复出现；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成饥饿连年、瓜菜果腹。那些年，米饭不够吃，每次煮饭，都要在锅底放一堆南瓜或红薯，面上覆盖一层大米，煮熟之后用锅铲把米饭与南瓜或红薯搅拌一起，改善口感，便于充饥。冬天煮面食，也要跑到冰雪覆盖的菜园里，割几把青菜回来，切碎，掺和到小麦面里，一起蒸煮来顶肚。记得某年秋天，妈妈带上姐姐和我去拾荒。一大早满怀希望出发，走了十几里路，赶到一个有大片成熟稻谷的河涌，才发现前一天收到的信息是错误的，此地并没有开镰收割，并无荒粮可拾，大家都灰心丧气！妈妈只好改作决定，让姐姐回她师傅家继续学艺，带上我向另一个方向寻找拾荒。分开不久，妈妈频频回头去看姐姐，忽觉天高地远，女少影孤，怏怏前行，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我也随哭，边哭边行，久之乃止。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我们找到一片当地生产队挖完的红薯地，重新挖筛一遍，竟然得到大半袋或细或短的小红薯，够全家吃几顿了！某年冬天，久无肉吃，忽然一天晚上吃到香喷喷的猪肉皮煮萝卜，问从何而来，妈妈欲言又止，终于说道：“听村里人说，七里涌解放军部队厨房有剩余的猪肉皮外卖，我就打听着找过去，想买两斤给你们补一补身体......哪知刚走近营房大门口，两只狼狗突然嚎叫着冲过来，我转身就跑，却跌倒在地，狼狗即将扑上来撕咬之际，好在门卫喝住了......”一贯坚强、本不怕狗的妈妈，讲到此处仍然心有余悸，双手发抖。我不禁泪水盈眶，食不下咽。可怜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不知忍受了多少类似的苦难！全村只有祝、何、熊三家人日子好过一些。祝大富在50年代勇于上台批斗地主，成长为合作社社长，后来把儿子弄进中华山国营林场当工人，娶了杨家街上的大美女兼裁缝师傅作媳妇，全家率先住进机制红色厚瓦顶大屋，长孙在初中毕业之后也能顺利参军。何国华在70年代勇作闯将，成长为公社管治安的，率先戴手表挂手枪，每次回村必先在村口朝天放一声响枪，再迈着威风大步进村，80年代全家率先从县城进驻武汉汉正街做鞋子批发生意。熊本密则在60年代初考上大学，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成为初中教师。所谓“穷则思变”，所谓“家贫走四方”，面对如此生存困境，村民被迫转行做小商小贩以维持生计。本村最早从事货郎担生意的是汪政安、何家云、马国新。汪家上有两位老人，下有4男3女共7个孩子，只有夫妇两个劳动力，生活尤其困难，但他本人读过几年书，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些见识，于70年代初就偷偷开始到外地做货郎担生意，一直闷声赚着小钱，直到先后为其几个儿子各盖起三间瓦房，大家才发现他的致富之道。马国新夫妇生育了5个孩子，也是家徒四壁、衣衫褴褛，成为村中第三个从事货郎担生意的。我亲眼见过，他在门前空地上，用砖头架起一口小铁锅，燃烧树枝柴火，把换回来的一堆牙膏皮倒进锅中，融化成一大坨锡锭。我们一群孩子围绕着，看着他搞这稀奇事。他看着白晃晃沉甸甸的锡锭，露出了平日少见的笑容。几年之后，他也盖起了三间瓦房。在看到他们三家建起新房子之前，村民们都瞧不起他们，背后轻蔑地称呼他们“收破烂的”，发现他们通过货郎担赚到了钱之后，村民们才逐步改变看法，改称他们为“做生意的”，并且于80年代初开始向他们讨教取经，也跟着做起来了。我家7个人吃饭，其中3个大人，一年到头忙于生产队集体劳动，在生产队有劳动投入却没有什么分配所得，4个小孩入学读书，每人每学期一元两元的学费都交不足。记得某年，爷爷用高粱秸秆编了一把扫帚，让我带给学校抵顶所欠学费。爸爸本来有着深厚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看不起小商小贩，但为生存所迫，眼见得同村的汪家、何家、马家等依靠货郎担有效改善了生活，硬起了腰杆，粗壮了口气，又经过妈妈的反复动员劝说、催促鼓励，终于不怕外人笑话，也摸索着做起小商贩。他先是到村对面陶坊赊账进一批陶器，挑着一担大大小小的陶器，早出晚归，走村串户，换回粮食或人民币。有时他挑了两口大半个人高的粗大水缸、近百斤重货出去卖，我就一直担心要是当天没人买，他不是又要挑回家？多累啊！如果人家只买一个大水缸，剩一个又怎么办呢？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就问他，他笑着说：“不用担心啊！挑两个大水缸出去卖，多数是前几天有人家与我预定好了的。也有只预定一口大水缸的，剩下的另一口，就用大石头或换来的粮食加上石头，对称挑着前行，吆喝着便宜卖掉呗。”他后来转做货郎担生意，挑着不重的针线发夹等日用工业品，走村串户，换取农民的旧物资，再转卖到供销社拿到现金，再购买粮食等必需品回家。他通常一大早出门，朝着前一天晚上与妈妈商量好的方向一路前行，与村民们讨价还价、以物易物，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但他心里越来越高兴，因为收得的旧物越多，赚得的钱就会越多。傍晚的时候，妈妈会带着我，走出村口，沿着爸爸与她约定的大方向前去迎接。她会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直到较大的岔路口，实在无法判断爸爸会从哪条路回来，才停下来坐在路边等候。我就捡起路边的石头，反复玩着碰擦火花的游戏。妈妈一直瞪大双眼，在微弱的星光下守望着爸爸可能出现的方向。终于看到爸爸的身影了，妈妈马上迎过去接过爸爸肩头的重担挑回家，爸爸讲述着当天外出过程中的新鲜见闻。贫穷夫妻，相濡以沫，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乡村爱情故事吧！大约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本生产队大多数农户都做起了货郎担生意，或者学成了木匠、裁缝、油漆匠、建筑匠、唢呐手等。80年代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冬闲的时候妈妈也去做货郎担生意。经过她反复求人沟通、送礼联络等，终于在哥哥读完初三就安排他去拜师学木匠，在姐姐初中未读完就安排她去拜师学裁缝（不幸的是，好不容易三年学成技艺，却已经到了80年代后期，工厂标准化批量化制造的价廉物美成衣和家私涌进农村市场，不再有农户找他们手工生产了）。我读初中高中的学杂费生活费，全部来自父母亲挑着货郎担、每天行走数十里路、日晒雨淋辛辛苦苦所得，来自他们磨破肩膀、磨破嘴皮、锱铢必较所得！本生产小队也由全公社最有名的穷困队，变成了最早最多从事商品经济的生产小队。因为这样的特殊经历，我从此能够理解和尊重小商贩，对他们不存歧视和偏见，而我高中的有些同学就不是这样了——某年假期，一个男同学整天坐在县城的街边卖冰棍和酸梅汤，很多同学说起此事就捂嘴而笑、指指点点，颇不尊重。某年，天干旱农业失收，冬天上级组织救助，发动外地捐来一批旧衣旧帽，分给本村各家各户御寒。爸爸去生产队领取，只得到一件旧大衣，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其他人家都是领得一衣一帽，而我们家被克扣了一顶棉帽子。分配宅基地，队长一家抢先占去坐北朝南、前后宽阔的好地盘，建起一排九间房，正好供每个儿子三间房娶妻生子。我家只有爸爸一个壮劳力，势单力薄，宅基地先选址在旧居的背后，但队长组织全村劳力到现场阻止开工；被迫改选址大村尾端坐西朝东，家人不满意；再改选址大村对面尾端坐东朝西，勉强接受。......我家受尽欺负与侮辱，只能忍气吞声过日子。记忆中，至少与三家人结下深仇大恨。多少个黑夜里，在小油灯昏暗的光影里，妈妈忍着泪水，讲述我们家被欺负的经过。关于这些经过，请允许我在此处省略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字。我实在不忍心打开亲人惨痛记忆的大门，不忍心再次撕开他们心灵的伤疤，也不愿再记录仇恨延续仇恨！我只想在此重复两句名言，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德国哲学家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为强大。”妈妈讲述这些经历，结尾总是强调：你们看，这村子就是这样人多称强、拳硬称王，恶人得利、弱者受欺！我们潘家两代人，在这村孤名独姓、势单力薄，被人欺负！你们这一代人不发奋读书、出人头地，就会继续被人欺负！她经常强调报仇雪恨，以至于强烈的复仇欲望充满我幼小的心胸。某年夏天给稻田喷农药的时候，我乘着大人休息之机，打开他们的一台喷雾器开关，向着一个仇家孩子的面部猛喷农药以泄愤！幸亏卫婆婆家的长女快速出手，推转了喷洒方向，否则农药喷入那孩子眼睛，可能造成他眼瞎，进一步引发双方家族更大的冲突！初中一年级的那个冬天，爷爷没能熬过他的第72个寒冬，于1979年1月病逝。爷爷出生成长于远离县城、同姓人聚居的蔡河乡潘家村，世代务农，终生文盲，青年时曾远走应城县进盐矿打工，积了一点钱，30多岁才娶妻生子，后来租种杨家街戴姓地主土地，并租住其位于马家湾田地边的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势分得其土地和房子，才定居这个马姓居多、杂姓不少的马家湾。他虽然背井离乡，受尽异姓人之欺侮，但无意中为我们后代幸运地找到一处更靠近城镇文明的栖息之地，仅此一端，他在我们家族历史上就居功至伟。爷爷辛劳一生，不知何时得病，晚年咳嗽不止，胃部疼痛难忍，腰背严重佝偻，医生无计可施，拖延多年，亡于此病。那一天上午，我在课堂上得到爷爷的噩耗，立即赶回家，看到爷爷已经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按殡葬习俗头朝大门，覆盖在被子之下。妈妈哭着揭开棉被，让我看了爷爷最后一眼。此后，当奔跑打拼数十年，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才写下了《怀念敬爱的爷爷》一文，向他老人家致敬和感恩！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我这匹时运不济的瘦弱小马啊，竟然幸运地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夏！走笔至此，似有歌声响起：“走过那山沟沟，别说你心里太难受。我为你唱首歌，唱得白云悠悠，唱得大河奔流......”二 长于春夏1春夏季节的小村庄，百花次第开放，万物欣欣向荣。我们3姓4户人家的自然村，只有袁家成为唯一被燕子选中筑巢的人家。燕子每年定期飞回袁家旧巢的时候，引得我们另几家的孩子都去围观。4户人家的房子，最初建设时（估计是在清末）有明显的统一规划设计，都是前房—中院—后房格局，而且前房的门面都在同一直线和水平线上，只是房屋的宽窄、院子的大小不相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已经兴废不一。北部的马家（后来成为潘二爷家）和袁家房子都已破落，前半部的门厅和院落已经倒塌，变成了露天场地，只剩下后部的房子还能用，其中袁家的房屋，高大宽敞，但是过于追求宅深院大，院后的三间主房太接近屋后高陡的靠山，室内阴森潮湿，总体风水并不好，三代单传，家人多病。中部的熊姓人家前中后格局保持最好，但只有两间屋的宽度。南部前面一排4间房子，就是我潘家，进深较浅（只有七个檩子）但保留完整，后面的中院和后房土改时分给何姓居住，后搬进大村，原地废弃成空地，成为熊家与我家争抢第三代人宅基地的主要战场。我家大门左边土砖墙上，还有两块加糊水泥做成了标语牌，写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毛主席语录。4户人家的门前场地边缘，马家没有种树木；袁家门前临近稻田，种着柳树和能砍枝编筐的荆棘；熊家门前临近池塘，种着几棵枣树；我家门前邻近同一池塘，种着泡桐树和槐树等，长得最为茂盛，高大的泡桐树栖居着几群喜鹊和乌鸦，整天啾啾嚓嚓、飞来飞去，粗壮的槐树夏天开满一串串白玉一样晶莹的小花，清香远溢，蜜蜂成群结队地飞来采食，我们小孩子也采来吃或挂在身上装饰。正对面东山坡上的栎树林开花了，林中出现多种甲壳虫，有古老的独角仙、绿光闪闪的金龟子、背带圆点的七星瓢虫等，其中的独角仙，既有翅膀能飞，又有古老的硬角，我们小孩子最喜欢捉了它玩，用细绳系住，牵着它飞舞。栎树林下最容易生长野蘑菇，一窝一窝的，我们采回家煮吃，味道特别新鲜。村子斜对面东南方的山坡边，长着几棵高大的油桐树，春天一到，原来光秃秃的枝干上长满了宽大肥厚的绿叶，叶间生出喇叭状的嫩白花瓣，花瓣包围着红色的根丝花蕊，引来无数的蜜蜂，只可惜油桐树太少，形不成李商隐笔下的“桐花万里丹山路”景观。村子西南山边的几棵木籽树，春夏天毫不引人注目，但入秋之后逐步变成满树红叶，甚为好看，枝叶间点缀着一粒粒白珍珠一样的木籽果，我们摘下它当作子弹，用弹弓弹出去，打鸟打鸡什么的。松树林下的草丛中，在春天潮湿的天气，既生长野蘑菇，更生长地皮。地皮实为一种野生菌，刚采起来的时候是带绿黑色的看似软凝胶状物，清洗之后煮食，有一股清新的土腥味，晒干之后还可卖给城市居民。空气中充满青草香、兰花香等味道。田涌山林呈现出分不清层次的各种绿色。布谷鸟欢快叫唤“布谷……布谷……，快黄……快割……”，山谷空静，似有回声，形成乐音。狗尾巴草一丛丛地在风中摇摆，我们每人掐一支，夹在鼻子下当胡须，模仿着村中老人口齿不清地说话。地里的豌豆，簇拥着生长、开花、结荚，我们摘食甘甜的嫩豌豆荚。我们还经常在田埂边、树丛中采吃野玫瑰的嫩芽、野草莓的红果等。天晴的日子，我们坐在山顶，远看几十里外高高的中华山脉，猜测大人正在山中哪个位置打柴；雨雾升腾的日子，我们遥看远山之中各种形状的白云黑云翻涌飞奔，猜想山中是不是真有神仙。后来长大了也曾日行几十里，到中华山撸白花菜、挖党参、摘洋桃、砍柴禾、偷树木，完全没有了神秘感和诗意，只有疲劳、饥饿、忍耐。春夏季下雨之后，池塘、山涧、稻田等处都满溢清水，鱼虾泥鳅都欢快地跑出来，聪明的大鱼喜欢顺着塘口流水溜进下游的稻田或沟渠里，愚笨的小鱼则逆着溪水向上游山沟游去，很方便我们小孩子捕捉。大人小孩都忙碌着捉鱼叉鱼堵鱼，不时传出惊呼声、喝彩声。哥哥特会钓鱼，经常在门前的池塘树荫下，钓起几斤重的大鱼。轮到我去学钓，从来少鱼上钩。那时的田地少施化肥农药，稻田的一些泥洞中经常有黄鳝。哥哥观察之后选其中一些洞，拿一条长长的铁丝钩，钩上套着一条蚯蚓，伸进洞，来回试探着，再提出来时，上面已经钩住了一条长长的黄鳝。某年夏天，与隔壁家小伙伴玩躲猫猫游戏，他藏进袁家院子的丝瓜藤下，眼见被我发现，就偷偷扔出石块砸中附近的蜜蜂窝，快速逃跑，我刚追过去正好碰上愤怒的蜜蜂，结果被叮得头肿脸歪，肿痛了六七天。2夏天的一大乐事，就是每天可以跳到池塘中玩水，跟着大孩子学游泳，恰如池塘中的小鱼跟着大鱼游，跟着跟着就学会了，最先学会简单的狗刨式，逐步学会了踩水、潜水、蝶泳、仰泳等等泳姿。每天在阳光下游水，皮肤晒得黑光发亮。那时貌似很少听到小孩玩水溺死的传闻。夏天的另一大乐事，就是看人“抓甲鱼”。他们往往四五人结队从外地而来，从一个池塘转到另一个池塘，三四人分开站在池塘不同方位半人深的水中，举起带长柄的大木盆，连续用力扣向水面，发出巨大的“膨—膨—”声响，吓得正在水边晒太阳的甲鱼慌忙钻进水底淤泥躲藏，引发水面波纹。另一个队员眼尖手快轻游过去，把手中一支长竹竿插入塘底定准位置，深吸一口气，潜入水底摸索一番，再升上水面时手中已经捉着一只腹部朝天、脖子长伸、嘴巴大张想咬人的甲鱼了。我们小孩子觉得神奇至极，争论他到底在水下有没有睁眼察看？如何避开甲鱼咬他？如何准确扣住甲鱼后面两只脚？夏天还有一大乐事，就是天下大雨，爸爸妈妈无法外出干农活，就会利用这难得的休闲，在家里炒熟南瓜子和花生，慢慢地嗑吃，品尝其香脆可口，或者撸起袖子和面、擀面、包饺子，煮一顿只有过节才能吃上的饺子。按照《荀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馀食也”的古训，我们村历史上的农作周期是中稻+冬小麦的一年两熟制。中稻一般在4月初至5月底种植，9月中下旬收获，之后在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冬小麦，来年4、5月收获。但是，到了“农业学大寨”的特殊时代，上级强行组织村民实行一年三熟制，早稻+中稻+晚稻，让村民们一年到头都在忙碌，连炒瓜子或包饺子都难得有空闲。记得那时夏夜里生产队还要组织村民忙碌，为每一块稻田的秧苗点上几盏油灯，吸引飞蛾扑火、跌落灯边水盆浸死以除之。山谷里稻田中油灯散落，闪闪发光，恰与天上星光相应，文人看来充满诗情画意，农民看来苦不堪言。夏天的傍晚，我们小孩子先打扫门前的场院，清除树叶、鸡屎、鸟粪等，再从池塘里打来两盆清水，浇洒在白天晒得滚烫的地面，让水汽升腾带走暑热。然后从家中搬出桌椅，排放在场地上，摆好碗筷勺子，单等妈妈煮好马齿苋、红苋菜等，蒸好小麦面发酵粑粑，大家蘸着霉豆腐，就着中午煮好摊凉的一盆清汤面条或者大米稀粥，一阵风卷残云，吃个精光。夏天的夜里，我们通常卸下家中大门、小门的门板，搬到门前场地上，搁在板凳上当作凉床，穿着短衣短裤躺卧其上，只盖一张被单，便在仰望星河、听着闲聊之中，怡然入睡。某年夏天，妈妈带我去县城玩，在百货公司给我买了一个口琴，这大概是我童年收到的最贵重的玩具；妈妈还带我到八里铺新落成的飞行训练场，近距离观看了飞机和跳伞，成为我向同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1978年夏天，60年代拍摄的电影《红楼梦》，得以解禁，来到县城电影院连续放映，轰动全县，我大哥与村里几个同龄年轻人相约晚上步行十几里，前往观看。我坚决要求跟着去，虽然他们看我是小屁孩，不愿带我同去，但最终经我大哥游说，他们还是同意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到县城看电影、第一次知道了《红楼梦》名著，而且因为看的是午夜场，几乎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来回，所以记忆深刻。某年夏天，我在旧居后山顶的打谷场上劳作，忽然听到歌声，闻声望去，村民马国兵，一位40多岁的高大壮汉，正在山谷对面的梯田里挥鞭驱牛往来耙田，天光云影倒映在田里的水面，广阔的田野里除了我在这边山头与之相对，并无其他任何人，他开口唱起了声调悠远的山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故乡的田野听到如此原始质朴动人的山歌，有一种响遏行云、激情奔涌的感觉，内心深受震动而身体一动不动，直到他唱完许久，我才回过神来。这山歌是一个农民心旷神怡、怡然自得、发自肺腑、如上古之民自发咏唱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还是孤独寂寞、难以排解、寻觅知音交流的心声？抑或是其他什么心意？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搞明白，但至今还记得这个场景。3每年的7月15日之夜，我们小孩子很难安然入睡。此前的一两天，大人就提前警告我们：“鬼节快到了，这两天晚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千万不要到外面乱跑，小心撞见鬼！”听到这话，我们立即乖乖服从，因为我们老早就识鬼怕鬼。鬼是什么呢？那时附近著名的宝林寺里泥塑神鬼已经被红卫兵砸毁，又没有鬼神电影可看，孩子们无从据此认识鬼的面目，只能从大人的口中得知，鬼就是人死之后化成的多变怪物，好像是青面獠牙长发飘飘的怪物，又好像是骷髅白骨的人物，或者是貌美如花却嗜血如命的女人，总之，似无形又似有形，似不在又似无所不在，提起来就感到害怕。在我们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岁末年初家里都会庄重地用猪肉鸡肉鱼肉代表三牲献于供桌，烧香磕头，祭祀天神、地神、祖宗、亡人，大人一定捉住小孩子的双手，强制我们磕头行礼，口中还代我们讲着祈求保佑平安健康、学业进步、事业有成之类的一长串吉祥话语。大人们“祭鬼如鬼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令我们小孩以为鬼和神就在前面空气中享用着供品，丝毫不敢乱说乱动。当我们小孩有了头痛脑热之时，一般不是先找赤脚医生，而是由妈妈端来半碗清水放在生病小孩面前的地上，左手扶持一双筷子立于碗底水中，右手作弧形勺子状不停从碗中舀起一些水淋到筷子头上，努力让筷子脱离左手扶持独自站立，口中不停喊着逝去的亲人，追问“是不是您找了小孩子的麻烦？是的话，您就站着不要动！”从远祖一直追问到最近去世的亲人，有时一直追问到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直到筷子自己站立为止。等到确认是哪个死者缠上小孩弄得生病了，如果是亲人就开始讲道理讲感情：“上次过节已经给您烧了纸钱的，小孩子不懂事，可能冒犯您了，您就大人大量，不要跟他计较了，我这就专门给您再烧些纸钱，让您吃好喝好，以后不要再缠小孩子了！”如果确认是非亲非故的孤魂野鬼搞出来的病，就拿来厨房的菜刀，横着一刀砍倒筷子，威胁说：“看你还敢不敢缠着我孩子！”这一套源于远古的巫术操作，活灵活现，让生病的孩子看得心服口服、心惊肉跳，真心以为那双筷子就是鬼魂所变，能够与人交流、交锋、交易，吓出一身冷汗，再蒙在爸妈怀里或被子里睡一觉，醒来也就几近病好了。这样的精神治疗方法，在不同的孩子身上重复多次，貌似多有效果。幸运的是，我童年少年时代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大病，只有一次不知得了什么病，爸爸妈妈用竹筐挑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到县城大医院看诊才治好。长大一点后，每次听到凄惨唢呐、看到黑白旗幡，就怯怯地想，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活人，多了一个死鬼，心中添了一份恐惧。记得对面那个陶窑工坊的外地老师傅去世了，因为远离其家乡，没有几个亲人为他送葬，捧花圈的人手都不够，即使其家属愿意一人发一角钱聘请本村小孩子帮手，大家因为怕鬼，仍然不愿意去。再长大一些后，每次打柴、放牛、上学路过东山脚下那一排坟墓，总觉得冷气森森，毛骨悚然，噤若寒蝉，不敢嬉闹。同行的大人或者哥哥姐姐就会说：“不用怕！不用怕！”同时口向右手掌哈出一口气，接着以手掌轻拍我额头，如此动作重复三次，我果然就从额头到脚底感到了热气，心中升起胆气和勇气，不再那么害怕了。大人为了教育小孩子防鬼避鬼，总是主动讲鬼故事，我们小孩子虽然怕鬼，却又忍不住好奇打听鬼故事，特别是7月15日鬼节之夜，大人们免不了讲述鬼节来历：到了这一天，阴间的阎罗王就会打开鬼门关，放所有的鬼重回人间到亲人那里吃喝拿钱，找不到亲人的鬼则是孤魂野鬼，会缠住碰到的陌生人索要纸钱，被缠住的人轻则破财重则丢命。我们听着鬼故事，看着近处池塘里水波映着月光跳动，想着会不会有水鬼从中冒出来？看着房背后树荫下之阴暗处，想着会不会有山鬼出没？平时的小孩嬉闹声、大人呵斥声，都不见了，连狗吠声都不见了。我们怯怯地贴到大人身边，迷迷糊糊地睡去。年复一年过鬼节，年复一年怕鬼又好鬼，直到我爷爷——这世上最爱我的人之一，我最爱的人之一——去世，让我第一次近距离认识了死亡，从此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死人变厉鬼，而是相信每一个死者依旧是其家属的可亲近之人！4春风夏雨等闲看，一年一年复一年。我这匹时运不济的瘦弱小马啊，虽然历经风吹雨打，但幸运地成长壮大，终于迎来了秋天！走笔至此，似有歌声响起：“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初次等待的青春......”三 获于金秋17岁那年秋天，我入读团结学校一年级。这所学校，由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下辖行政村）开设，校园内左右两边各一字排开几间砖墙瓦顶房，分别是小学5个年级、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课室和老师们的工作、休息、餐饮用房，中间一大片运动场（摆着两个篮球架和两张水泥筑成的乒乓球台），一端设有石基土质主席台，另一端设着柴油机稻米加工厂和卫生所，围成一个长方形大院。当时全大队1300多人，正值生育高峰期，每个年级的课室都挤满了学生。现在虽然发展到580多户、1770多人（外出务工550多人），但学生都跑到县城或外市上学去了，这所学校已经荒废近20年了。恰如流行歌曲《读书郎》所描绘，我是跑着跳着，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要争气，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那时入小学之前，只有小名或乳名，因为农村人都相信名字越贱，小孩越容易养大，所以取的名字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不像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一出生就要办理户口登记，一早就由父母讨论或者聘请大师取定了大名。我入学前重新取学名，按照家族规定的辈分派字口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我属“传”字辈，取名“传文”，但当时文革之风仍盛，这种讲究家族派系的做法不大通行，就又另取了一个新派名字，延用至今。初入小学，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两张厚纸皮，把语文、算术课本的封面包装起来，防止弄脏污了。初学算术，老师在课堂上要求每个学生次日带10根小木棍来上课。我自作聪明，回到家就跑到屋前泡桐树下捡拾秋风中掉下来的树叶，叶脉根部有小手指那么粗，连接树干的那一端更为粗壮，整枝十分光滑，拿回家用菜刀砍出同样的长度，合起来一大把。不料被大哥笑话太原始、太粗壮，难登大雅课堂，改为用竹子帮我削了十枝细长光滑的小棍棍。我们推着铁环上下学，或者在公路上追趴汽车尾，在飞扬的尘土里品着汽车渗漏的汽油味，兴奋地笑着喊着跑着。课间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广场上跳绳、拍纸片、跳格子、翻筋斗。有一次来自县城的漂亮女知青老师驻足观看我们比赛翻筋斗，我一心逞能，一口气连翻十几个，结果方向没把握好，一头撞到广场边的主席台石基上，头皮划破，鲜血直流，额角至今留下疤痕。有一次，邻村放露天电影，表哥于当天下午来我家，邀请我们提前出发去其家吃晚饭然后一起看电影。那时难得有电影看，大家兴高采烈准备出发，只有我说：“不行啊！老师布置的抄写生字作业我还没完成......”他们说：“那赶快写！”我就加快抄写。表哥在旁边看了就着急：“你写得这么慢，怕时间不够！让我帮你代写吧？我写得快！”不由分说，抽过我的铅笔就快速代写。我一看，急眼了：“这哪行啊，你的字跟我的完全不同，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后，我自己放弃看电影，留在家写完作业。每年春节的时候，家里迎来送往，狭窄的房子内嘈杂不安，我总是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躲到室外猪棚背后与正屋交接形成的屋檐小角落里读书写字，成为父母向客人夸耀的一种资本。大约八、九岁时，有盲人算命师由一个小姑娘用竹竿牵进我们村，爷爷出钱请他为我算命，其判词云“老鼠钻进书箱内，自己还吃自己的粮......”少年时代我不懂什么是命运，青年时代我不相信命运，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用当年毛伟人名言来说就是相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用当时老师们常说的就是相信“知识（高考）改变命运”，用当代哪吒名言来说就是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算”。所以，我对这次命运预测一笑而过，抛诸脑后，忘却多年，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连续22年从事机关文秘，日夜赶稿，几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某一天忽然想起这两句判词——连我自己都觉得神奇：三十几年前的两行字居然过目不忘，深藏心底，又突然浮现——才喟然叹道：“此生命运，原来早已注定！既然如此，何须怨恨，不如快乐为之！”此后，这句判词成为自信自励的座右铭，成为我一生坚持读书和写作的动力之源！小学时代，基本上每个学期末，都能拿回一张“三好生”奖状，爸爸妈妈把它们贴满了堂屋的墙壁。当时的学习如何好，现在并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在课堂上，对于语文老师的“这篇课文中心思想是什么？”“这篇课文如何划分段落？”等问题，我往往能回答准确，获得好评。那时候还经常当选班长。当班长的任务，一个是每天早读课上，几个班级的班长分组轮流去课室巡查学生是否认真朗读、检查出勤率高低，另一个就是在每次上课之始组织学生起立向老师行注目礼。有一个学期开头，改选了另一个同学当班长，我当副班长，但当第二天上第一堂课，老师走进课室站在讲台上说：“上课！”我竟然条件反射地应声喊出：“起立！”全班同学一边听令起立一边忍笑看我，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是班长，却还抢着发号施令，而新任班长吴德安还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小学另两个要好的同学是李高明、杨全新），我立即羞得无地自容。某一年，班主任还交给我这个班长一项特殊任务，带一个同学前往2里路外的一村子，把一个长期旷课的男同学带回学校。我俩去到该村，虽然顺利找到了此人，但不懂做思想工作、不会“智取”，只是强行抓住他往学校拉，不料此同学竟然张口咬痛我的手，从而逃脱了。虽然经常被评为“品学兼优”的“三好生”，但调皮捣蛋、惹麻烦的事也有几件。记得有一次，不知何故我与桂花树湾的某位女同学打起来了，这个凶悍的女人竟然使出类似“九阴白骨爪”的功法，抓破了我的脸皮，使我心生阴影，终生不再与女人动武。又有一次，与大塘角湾的一个男同学在学校操场边打起来，他挥舞双拳向我头上砸来，其中一个拳心竟握了一块石片——可见此人是个长于打架的高手——差点把我的一只耳朵削下来，幸好双方的哥哥及时赶来劝阻，达成和解。还有一年春节初几，同村的一大群人前往杨家街看大戏，路上我与一个孩子像平时一样嬉闹对骂，不料他爸爸听到了我的骂语就粗暴斥骂我，我爸爸就斥骂他爸，两位护犊心切的老爸都撸起袖子准备大打一场，幸好旁边的人都以新春伊始和好为贵的借口劝停了。自从进了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与同学发生过打骂行为了。小学课本那几本书根本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我首先在家中翻箱倒柜寻找图书，结果一无所获。有一天，抬头发现一面山墙上高高挂着一包东西，就找来一根长竹竿捅下来，打开一看，喜出望外，原来是爸爸50年代读初级小学时的课本等，语文课本内有《牛郎和织女》《小马过河》等著名文章，比自己的课本有趣得多！那几年我爸爸正担任生产小队会计，职责之一是兼管生产队订购的报纸。村民们对报纸并不感兴趣，正好成为我每天的第一课外读物。那时我经常一边放牛，一边看报，偶尔遥望县城方向天空中练习跳伞的空军士兵形成的一串串伞花发个呆。70年代，村民汪家率先买了收音机，每天都吸引同村一大群年轻人，跑到他家门前池塘边树荫下一起收听小说连播等节目。有一次我也跟着大哥去，不料被汪家门口大黑狗咬伤右脚后跟，幸亏这狗没有狂犬病，不然我可能早发病了。到了80年代初我家终于也买回一台收音机，记得是安徽省蚌埠市一家电子工厂生产的，我们经常收听王麻子的汉剧说唱节目等。由于本村迟至1993年才通电，所以我在此之前似乎在本村都没看过电视。3里外的杨家街上倒是早在80年代初就有多家买了电视。新华村我姑婆的一位叫彭桂珍的长孙女，嫁到杨家街一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家中客厅都变成公共影院，吸引邻居甚至外村熟人亲戚一起追剧，但我集中精力读书，从未去看过。1984年高考之后放假在家，某个月圆之夜，我往来县城一趟，一路上经过的村庄都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渴望》，但我那时和后来也未追看。至于电子游戏，更是终生都未玩过。我那时借遍了村中能借到的一切图书。当时读到的第一部小说是来自村对面一个老窑匠的《京江怒涛》，内容是长江两岸人民抗击日伪军的故事，看完之后还忍不住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讲给村民和驻村干部听。读过的课外书还有《水浒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连心锁》《京剧红灯记剧本》《地球上的红飘带》《毛泽东著作选读》等。我的舅舅杨世伦，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其妻去世较早，只生育了一个男孩（与我大哥同年），特别重视支持孩子读书，家中买了几十本连环画图书和大批鲁迅著作等。有一年舅舅外出异地社办酒厂当师傅，让我去他家陪他儿子（我的表哥）过日子，我由此得以大量阅读他们家图书。这位杨姓表哥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79年从宝林高中考进应山师范，两年后毕业任教宝林高中，成为我父系母系家族中第一个考上中专、“吃上皇粮”的人，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小姨父徐承发，当了二十多年小学初中语文老师，除了送一些语文教辅参考书给我学习之外，每年节庆来往当中，还以其文化气息无声地熏陶着我。1984年7月高考之前，我全家还没有人买手表用。为了方便高考场上把准时间，徐姨父借了他的上海牌手表给我使用。高考后与要好同学合影时，我还故意挽高袖筒露出手表来拍照，本意只是为了记录感恩他的支持，而并不是为了炫耀我有手表。我的大姨父吴炳新，生得高大，长相威严，在生产大队担任支部书记多年，重视孩子读书，支持其大儿子在宝林中学读完了高中，也以多种实际行动鼓励支持我读书。显而易见，我这样的书香环境，是比一般同学要好得多的，可能也是我读书考学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吧。记忆中教过我们的小学老师，一个是老实本分的吴炳玉，一个是高大健壮的李红霞，一个是清秀斯文的方立玉，一个是英俊多才的熊义俊。方立玉老师长于拉二胡，是唯一一个教过我音乐的老师，此后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没有再学过音乐课，但方老师也只是将全校学生集中在大操场，教我们学唱几首当时的红歌，并无教乐谱乐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熊义俊从宝林高中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就被生产大队请来教我们五年级语文，并兼班主任。此人眉清目秀，衣着时尚，普通话标准，好搽香气扑鼻的雪花膏，还组织学校宣传队搞表演，喜欢别人称他为“熊导（演）”。他一边教我们语文课，一边复习准备再次高考。1978年应山一中恢复全县统考，从小学毕业生招收初中学生，我们班40多人，通过预考筛选，只留下了吴德安、吴望容（女）和我，重点培养，复习迎考。那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我们两个男生都集中到熊老师在小学的单身宿舍里，与他共用一只玻璃罩子灯，一同复习备考，夜里就抵足而眠。最终，只有吴德安同学考取应山一中，我后来进了凤林管理区初级中学，其他绝大部分同学小学毕业即辍学务农，我们不同的命运由此分野。熊老师1979年高考再次铩羽而归，1984年夏天来我家祝贺我考上大学，并抱走了我高中三年的全部教材和笔记本，拿回去自学，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多年，还与我保持通信联系，成为小学老师中唯一有此关系的人。他后来有幸转入广水市委机关工作，但似乎一直自视过高、追求过高、固执己见，不见容于周边人，苦恼至极，曾写信说想来广东重新择业，而终未成行，后来跳楼自杀，令人唏嘘不已。小学同班50多人，升初中的不到5人，升高中的不到3人，升大学中专的不到2人，如此之低的比例中，我这么一匹驽马竟然成了黑马，实在是意外！21978年秋天，我走进凤林初级中学开启了新的生活。这个初中，是当时十里公社凤林管理区设立的，位于杨家街的南部，校区建筑略呈曲尺形：长竖部分一排砖墙瓦顶是学生课室，横笔部分一排房子是老师们的宿舍，横笔再向前延伸了一点，是一栋有天井的、两进房子，是学校办公楼，与长竖隔着广场对应的是一道围墙，围墙外面是一排私人房子。1985年，此校撤并进宝林中学。初一班主任是方华清老师，一个喜欢昂首讲课、大眼碌碌转动的老师。我刚入初中一个月左右，又想退学复读小学五年级重考应山一中，妈妈去学校找他联系，他很喜欢我这个学生，把我大大表扬一番、鼓励一番，劝阻了退学打算。初二班主任是熊宗敏，他曾亲自作文描写自学校回家路上所见秋日景观，示范教导我们如何作文，也曾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课堂上念给同学们听，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激励了我学习语文的热情。参加工作以后，我回家乡，请他品尝过从广东带回去的石湾特醇米酒，他说：“米酒味淡，师生情浓！”初三班主任是袁远礼，一个勤奋严谨的老师，经常加班刻蜡纸油印学习资料，第二天红着眼睛进课室，发给我们一大叠参考资料。我读大学期间，他还在攻读成人函授大学，我们之间有通信联系，假期还去他新任教的学校拜访过他，他是我唯一有此联系的初中老师。其他的，还有数学老师邓继善，物理老师熊本密，英语老师杨前华，几何老师是美丽智慧的熊宗义，语文老师是黑粗壮汉蔡远伦、高大斯文王世秀等。初中二年级，学校举行了期中学习竞赛，赛了什么内容不记得，只记得获得二等奖，1980年12月收到学校教委会颁发的奖品：一本《新华字典》、一本《汉语成语词典》。这也是我家三代人拥有的第一套此类工具书，全家人都为此高兴！我一直使用多年，至今仍作为个人文物珍藏箱底。刚入初三某个早上，全校师生列队站立开会。初中校长兼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彭修益，一个形象和气质都很高雅的中年人，就站在队前讲话，热烈表彰一位曾在此校就读初中、当年考上大学的师兄（貌似叫李全国），亲手奖赠了一条毛巾和一个红白搭配、颜色喜庆的搪瓷洗脸盆，师兄也激动地讲话感谢母校和老师。这次简单而隆重的表彰会议，有效地激发了我们在校生的学习、追赶热情。初三，在袁远礼老师引导培养下，我加入了共青团。他还推荐我代表新团员，到管理区团委召开的数百人大会上发言。第一次在如此大规模会上公开发言，本来有些紧张，但当走上讲台，看到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一个都不认识，一个都看不大清，也就顺势来个“目中无人”，毫不紧张地完成了大会发言。读初中的最大遗憾，是全体老师同学拍了毕业大合影之后，虽然我内心很想要保存这张合影，但念及家庭经济困难，为主动减少家庭开支2元，就没跟父母商量，独自决定不向家里要钱订购照片。正所谓“年少轻别离，有情不珍惜”啊！回想起来，大学之前只有三次照相：第一次，大约是一岁多时，妈妈抱着我照的，一直和其他的照片一起镶嵌在玻璃镜框中，挂在堂屋的墙壁上。我多年漂泊在外，没有及时收藏，听说瓦房漏雨，照片因潮受损，后来竟不知所终了。现在每每想起，心痛至极！第二次，就是初中毕业时的合影照片，照了却没有购买收存。2023年回乡参加广水一中80周年校庆后，联系多位初中同学帮忙，欲寻找、翻拍当年初中毕业合影，竟然至今未得，深感遗憾！第三次，是高考前后的证件照、毕业合影、几个要好同学的合影，幸好保存完整。初中的最大收获，就是中考取胜，幸运进入县一中。1981年7月，中考的前一天，我独自一人，背着简单行李，顶着盛夏烈日，从应山县十里公社凤林中学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跋山涉水，终于抵达公社集中考点，找到了先行的老师和同学们。一位平时很要好的杨姓同学，有亲戚正好在考点附近的工厂工作，就邀请我与他一起到该亲戚工厂宿舍借住两晚。我以为如此既可省下住宿费，又可避免人多嘈杂影响休息，就高兴地答应，一同前往。哪知到了工厂才知道，该厂是生产油漆的，气味刺鼻，而且职工和借住的考生也不少，但又不便拒绝好意，只好将就着住下。当夜，我们本来借宿在油漆工厂的宿舍内，但天气炎热难耐，油漆气味刺鼻，实在无法入睡，众人只好转到楼顶露宿。可能由于白天赶路太累，楼顶略为凉快，又没有心理压力，很快沉沉入睡。半夜睡得正酣，迷迷糊糊当中听到有人高叫“快跑啊......”我以为地震楼塌，爬起来就跑向楼梯，实际上是突然下起了急雨，大颗雨点砸到脸上......光脚奔跑之中，踩上楼顶碎砖块，右脚板被割破了一大块皮，鲜血直流，疼痛难忍。但深更半夜，没有医药，草草包扎一下，便倒头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负痛踮脚走进考场。大约20天后，我与几个同学结伴，第一次走进神往多年的应山一中，终于看到青砖墙上红榜题名，自己幸运地成为当年应山一中300多名新生之一。令我意外而且遗憾的是，小学毕业考进县一中的那位同学，三年初中之后却没能再次考进县一中，不能再做同学。初中同班50多人，绝大部分辍学务农去了，极少数男生就去参了军，应届毕业和复读之后考上县一中读高中的不到8人，加上读其他高中的同学，考上大学中专的也不到10人，我竟然又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初中时期情窦初开，不知不觉开始欣赏女性美，暗中关注那些漂亮女同学，谁与谁在暗送秋波，谁与谁在卿卿我我......40多年过去了，当年比我先成熟先开放的“那些花儿”，她们都在哪里呀？她们还在开吗？她们都老了吧？她们会咏唱《那些花儿》翘首远望天涯吗？她们知道当年的同学还在记挂她们吗？31981年秋天，我入读应山一中高一年级。从此开始，爸妈让我专心读书，不再让我做农活和家务。新生一入学，即分设文科1个班、理科5个班。文科不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理科不学历史地理课，双方的基本知识结构缺陷由此形成。这是当年应试教育造成的畸形现象之一。考虑到自己初中文科成绩更好，对文科更有学习兴趣，就在报到当天贸然决定申请从理科班转入文科班，与大多数同学想转读理科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从进高中的第一周开始，如非有雨雪，每天早上班主任吴怀古老师必定带领全班同学整队跑步，每天上午十点必定带领同学们做广播体操。他还要求我们课间练习单杠，持之以恒，确保达标。高中时代，基本上一个月一小考，两个月一中考，一学期一大考，逢考必排名，排名必公开，论名次发助学金。这样的学习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我不是文科班同学中最聪明的几个之一，甚至在数学课上我几乎是个笨同学，但我相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只管按部就班，把课本内容弄通弄熟，考试时做出自己的最好成绩，就安心度日。我的压力，从不与外人言，只靠写日记排解。我的优势还是在语文课，至今还记得当年语文老师的命题作文，有《当我领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秋游印台山》《从某某说起》《记一个欢乐或其他的场面》《家乡民间故事》等等，有过作文上墙的荣幸，也有过被老师嘲笑批评的经历。那些年我对于写作文很有兴趣，曾经有感而发，私下主动写过《桥》《春节跑旱船》《暴风雨来临之前》《家乡的傍晚》等小文章。还参加了一次全校作文竞赛，却只得了三等奖，奖品是一本软皮笔记本，而且光秃秃的，没有标明是作文竞赛奖品，远不如初中那次学习竞赛奖品那般特殊，也就没有保存兴趣了。而那次作文竞赛的冠军，是我同班同学，后来果然考上北大中文系；获得二等奖的一个女同学，后来考上武汉大学，毕业后远赴美国定居了。本来每月可放假回家一次，但为了学习，我经常两三个月才回去一次。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9点半关灯休息，除了必需的吃饭休息运动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晚上上床之后，几个同学鼾声此起彼伏的时候，我还在被子当中默记有关学习内容。每个学期结束，近视大为加深，休息一个假期回来，视力又明显恢复。到了高二，不得不戴上廉价近视眼镜。记得当时买第一副眼镜，还申请获得过学校专款资助。有一个周末夜晚十点半之后，我还独自在教室看书，班主任吴老师暗中巡视抓个正着，当场吹胡子瞪眼睛猛批我一顿，责令我写检讨书。我第二天就写了检讨书送到他办公室，其中引用了当时报纸上大力推广的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以及当时流行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等语，大概打动了他，他消了怒气，转而温和地教导我：“头发留得太长了，手指甲也应及时修剪，加夜班读书也不应开着全部日光灯管啊......”多年之后，我把出版的第一本小书寄赠吴老师指导，他回信说：“你虽然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算得上是最勤奋的学生，能有此成绩，也是理所当然，令人高兴！”同学之间少有交流，三年之间与同班女同学的交流可谓屈指可数。过从较多的男同学也不过三几个而已。潘姓虽在当代百家姓中排四十多位，但总量并不多，高中才第一次碰到身边三人同姓潘的情形，大有“同姓三分亲”之感。其中一个如同猴子一样灵活顽皮，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后来高考总分居班上第一名，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至今；另一个如同端庄闺秀，肤白齿齐，衣着整洁，言谈温柔，后来考进某师专，毕业后成为某地报纸主编。学校有个播音室，每天定时播放广播体操音乐、通知事项、校内外重要新闻等，还经常播放流行歌曲。记得1983年夏天，广播里讲北京大学中文系优秀毕业生胡春华等，响应号召报名到祖国边疆去工作，引发我们同学的极度崇拜和热烈讨论。每天听女播音员的标准普通话播报，成为我学习普通话的最主要方式；每天听她们播放的歌曲，则成为我们最轻松愉快的享受，那时听到的《尼罗河畔的歌声》《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燃烧·攻击》等歌曲，深留心底，至今能唱。那时，每个学年学校都安排至少看一部电影。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电影，我领到电影票之后，提前拿到电影院门口转让出去，然后回到学校躲到主教学楼顶层的楼梯阁子里继续读书学习，自得其乐。1984年春天，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学校组织我们观看电影《青春万岁》。那纯洁温暖轻松的50年代高中生活，那自信激情进取的《青春万岁·序诗》，让我们对比深思，向往不止，激动不已。老师们绝对想不到，这部内容不倡导中学生恋爱的绝对正面电影，还是引发了一些负面效果，就是激发了同学心中朦胧情感。有个男同学和我在操场边那排高大的白杨树下，躁动不安，徘徊久之，终于说出：“春天来了，心中的花儿也要开放了......”后来，就听到一些同学的恋爱传闻。但总体上，高中同学更加严格自律、一心向学，谈恋爱的现象远比初中同学更少量、更隐蔽。据说，后来高中同班同学之间结婚的只有3对，而且多是上大学之后才恋爱的。学校有一部公用电视，某年夏天的周末夜晚，还挪到露天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我看过其中两集，对日本高中女生刻苦训练、顽强拼搏、团结向上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主题曲《燃烧·攻击》中文版歌词催人奋进，至今难忘：“痛苦和悲伤/就像球一样/向我袭来/但是现在/青春投进了激烈的球场//嗨，接球、扣杀/来吧，看见了吧/球场上，胜利旗帜迎风飘扬/球场上，青春之火在燃烧。”学校还组织即将毕业的高三同学，在校园里水池边合种了数十棵小白杨树，特意为每一组联合种植的同学制作了一块铝片，上面用红油漆写上同学们的姓名和年月，用铁丝紧紧缠在树干上，以便永久纪念同学情谊。年轻的我，天真地以为这棵树、这块名牌，能够永远留存下去，哪里知道，学校80周年庆典之日找到水池边，才发现，不仅名牌不知所终，就是小白杨也不知何时换成了香樟树，“今已亭亭如盖矣”......树非人亦非，奈何复奈何，感慨何其多！当年高考考场就在本校课室，食宿方便自然，远胜外校学生来此新考场，更无三年前中考之周折。高考试场上，高度紧张，考了什么题目、如何思考应对等，全然不记得。高考后某晚，班主任吴怀古老师召集全班同学开了最后一次班会，作了毕业典礼讲话，给每一个同学赠送了一个印有“应山一中毕业留念 八四届”红字的白色搪瓷杯子。我从当年秋天入大学开始使用，一直用了十多年，直到口杯边缘脱瓷生锈才不再使用，但一直珍藏至今。高考后某天，几个男同学同游印台山，登至其顶，俯瞰县城，时有旱冰场高音喇叭正播放《九九艳阳天》乐曲。我们当即提议，请某李姓男同学反串小英莲唱女声，来个男女对唱，被其拒绝。曲终人散，一别多年，再未相见。当年的高考，全国千万高中生经过预考后，只有164万人参加高考,其中48万人被大中专院校录取，录取率29%。当年应山一中有376人参考，202人过线，首次突破200人大关，上线率53.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4.7个百分点。其中，84（1）班文科生约70人参考，上线总人数暂不详，加上复读一年重考上线的，估计八成升读大学或中专了。这一年应山县文科状元曹道君同学考上北大，县理科状元赖守亮同学考上清华。我们县一中能取得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好成绩，重要原因之一是，“反右”和“文革”等运动，将上级和外地一大批知识分子打压到本县改造，到80年代这些优秀人才得以善待重用，多数集中到县一中当教师，焕发出活力，培养出大批好学生，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弟”。比如，我们文科班班主任吴怀古老师，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在我们应山县当了多年老师，曾获评全国优秀班主任、特级老师。高中三年他都担任我们这个文科班的班主任。记得高考前一天，他还专门给我们上了一堂语文课，主要是讲他精心预测押出的语文作文题目，分析了写作思路和注意事项。虽然第二天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揭晓，他并没有押中，但我们班同学们的语文科目还是考得不错，显然他平时已经把功夫传授给我们了！这一年，我考了528分，其中语文91、数学91、历史88、政治86、英语86、地理86，而前三名同学，第一名潘晓武总分541、数学116，第二名韩炜琳总分538、数学114，第三名曹道君总分533、数学109，对比之下，我的差距主要在数学。这一年高考填志愿，我在信息闭塞、仅有老师大方向指导之下，稀里糊涂地在第一批志愿栏填报了中山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在第二批志愿栏填报了南京师范和湖北财院，在第三批志愿填报了郧阳师专和孝感师专。后来幸运地进了中山大学。我不知道，如果当年偶然填错了第一志愿，进了其他学校，或者滑档进了第二、第三批高校，我的人生轨迹又会如何？这其中似乎还是有一些碰运气的因素。我这么一匹驽马，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连续第三次在赛马场上脱颖而出，幸运地成为黑马。我家附近，凤林管理区新华村，有个刘保卫同学，是应山一中同级理科班毕业的，考上兰州大学化学系。为了庆贺，他家广邀宾客，一夜连放两部电影，轰动四方乡里。我家较穷，仅设宴几桌，招待各方来宾一餐，包括老师、亲戚、乡亲等。这一天，当是爸爸妈妈扬眉吐气、最为开心的一天吧！回忆高中生活，感受最深的有四个方面：一是母校教给我一套正确的“三观”；二是母校支持我做对了两个决策：入学当天，就主动从理科班转入文科班；毕业之时报考中山大学；三是母校养成了我三个好习惯：积累素材转化运用的好习惯，每天坚持运动保健的好习惯，独立自由的好习惯；四是高中时代也留下了众多遗憾。(详见2023年发表的拙作《难忘那山那水那故人》)41984年9月1日，我启程前往中山大学。18岁的我，第一次跨出县境，越过省境，向着未知之地，扬帆出海。十几年的经历让那时的我偏激固执地认为，故乡是贫穷之地，是屈辱之地，是伤心之地，我渴望“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模仿毛伟人暗下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直到过了几十年，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般事、识万种人之后，才终于认识到故乡是祖先坟茔之所在，是父母之邦之所在，是我的精神原点之所在，是如影随形、斩不断联系的地方，是年龄越大、梦见越多的地方，才终于逐步与故乡和解、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但那时我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只知道“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不知道“这一去翻山又过海”“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走笔至此，似有歌声响起：“太阳刚刚爬上山岗，尼罗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忘掉你的忧愁和悲伤，唱出美好的希望，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写于2024.12-20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