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教育部针对高校、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发布了关于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处理办法，明确将师德作为首要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并予以严肃惩处。截至目前，已有约93个典型案例被曝光，涉及体罚、性骚扰、学术不端、有偿补课、收受礼金及发表错误言论等多方面问题。然而，在真实问题被揭露的同时，不实的扩大化举报现象也逐渐浮现，给教师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
2023年6月，《半月谈》的一篇报道指出，不实举报有增加趋势，不少教师因此如履薄冰，选择明哲保身。仅在2021年，就有7起幼儿园虐童、性侵等不实举报在家长中引发巨大恐慌。这些举报中，不乏“离谱”之举：有老师因晚回复家长信息或作业布置“太少”而被举报；有老师因穿裙子被投诉“妖里妖气，不像正经人”；更有老师入职第二天就被举报缺乏经验，无法胜任班主任工作。
这些扩大化的举报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正常教学，更让许多教师感到心寒。几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表示，他们现在越来越不想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位从教二十多年的副校长坦言，虽然教育事业接受监督是必要的，但扩大化的举报在他处理的举报事务中占比超过一半，这背后的隐忧在于，很多老师现在连正常的批评都不敢履行，担心因此被举报。
李萌，一位入职不久的四年级数学老师，成为了被举报次数最多的教师之一。春季学期，她粗略估算被举报了十几次，理由千奇百怪，包括点外卖、穿裙子不符合教师形象等。李萌表示，她无法接受一个女性用贬低性的词汇形容另一个女性，更何况自己的裙子是过膝的，符合规定。她对举报者身份毫无头绪，只觉得举报频率过高，怀疑自己是否得罪了什么人。
陈毓文，比李萌早一年参加工作，也在入职第二天就遭遇了举报。有家长认为她资历浅，学历只是本科，没资格当班主任。陈毓文表示，她理解家长的焦虑，但失望的是，有人会在还没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给她“判死刑”。为了应对可能的举报，她删掉了很多朋友圈动态，甚至关掉了朋友圈。
另一位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也遭遇了尴尬。按照要求，这个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但她通常都会让学生回家读课文、练习生字。然而，有家长举报她作业布置得太少，她不得已，只能让学生在课本上的田字格之外再多写几个字，课文多读几遍。她感到苦恼，既不能不理会家长的投诉，也不能违规，否则一定会有新的举报等着自己。
成都一位12345接线员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老师们的讲述。有些举报在她看来很“离谱”，比如家长因为不满孩子座位安排在教室后排而投诉，或者因为老师没有通知市级作文比赛而认为老师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些举报不仅让老师们感到无奈，也反映了当前教育生态中的一些问题。
边亮，一所高中的副校长，他回忆道，2020年大概是个节点，过去处理投诉问题，一个副校长代管就行，但去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家校沟通部门，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到两起投诉。这背后，是家长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和期待，但也可能存在过度解读和误解的情况。
扩大化举报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正常教学和生活，更对教育生态造成了潜在的破坏。它让教师们感到不安和困惑，甚至开始选择“躺平”，不再积极履行教育职责。长此以往，教育的希望在哪里？这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