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悲剧，这一话题最初并未在中华本土引发广泛讨论，反而在域外文化界激起了层层涟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赵氏孤儿》法文简译本在《中国通志》上的刊出，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戏剧性质的争议悄然拉开序幕。编者杜赫德竟以鄙薄之态评价：“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悲剧与喜剧界限模糊，难以与欧洲戏剧相提并论。”然而，这一观点很快便遭到了英国学者李却德·赫尔德的强烈反驳，他认为《赵氏孤儿》在布局与结构上与希腊悲剧颇为相近，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成为当时西方文化界对中国古代悲剧问题讨论的缩影。
中国的问题，终需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904年，蒋观云发表《中国之演剧界》，首次引入“悲剧”概念，并大力推崇悲剧的“有益人心”之效。然而，他总体上仍认为中国戏剧缺乏悲剧元素。直至1912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横空出世，明确断言元代存在悲剧，并具体指出《窦娥冤》与《赵氏孤儿》为典型代表。蒋、王二人的文章，无疑揭开了中国人自己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学术论战历史的第一页。
这场论战，自1904年至今，从未停歇。其核心在于确立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科学标准。1980年5月，国内文艺理论专家首次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人物典型说”、“悲主喜宾说”、“审美情感说”等五种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莫衷一是，但均试图从中国古代戏曲的实际出发，提炼出中国悲剧的基本民族特征。
在探讨中国古代悲剧的过程中，西方悲剧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西方悲剧理论的经典之作，其关于悲剧的两大原则性界定——只有身世显赫的大人物才能充当悲剧主角、悲剧应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对中国学者的思考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摒弃本土传统，而是试图在东西方悲剧观的交融与碰撞中，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古代悲剧研究的独特路径。
中国古代悲剧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论战，更是一次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体现。它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独特魅力，也为我们探索中国悲剧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