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深秋,上海的街头巷尾弥漫着一种别样的氛围。鲁迅手持一张泛黄的《申报》,疾步走进内山书店,兴奋地喊道:“达夫兄,快来看这张《申报》!”正在专心整理书架的茅盾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差点儿掉了眼镜。
报纸上赫然印着“朱毛残部溃败”的字样,但鲁迅的目光却聚焦在报纸边角处的战损比例表上,他忍不住笑道:“你看看这些数据,简直像是在为红军做宣传。”这一问一答间,两位文坛巨擘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口中的“润之兄”正身在赣南的山间小道上,专心致志地研究如何改革土地政策。
要说毛泽东与鲁迅的缘分,还得追溯到二十年前的《新青年》。1918年冬天,在北大的红楼图书馆,年仅25岁的毛泽东在整理最新一期杂志时,特意将周树人的《狂人日记》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他用红笔在目录上勾画出这篇文章,旁边还批了一句:“惊雷破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年鲁迅正在绍兴会馆埋头抄写碑帖,两位思想者的第一次“神交”竟是在这油墨和纸张的隔阂中悄然完成。
1926年,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他们再次联系在了一起。时任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在办公室的墙上贴了张自绘的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各地农运的情况。某天,茅盾整理文件时,偶然看到毛泽东的请假条,上面写着:“下乡十日,考察湘潭佃农状况。”这张纸条如今藏在台湾大学的档案馆中,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最早实践注解。
茅盾曾在私下和友人讨论时说道:“润之开会时总喜欢脱下布鞋,盘腿坐在椅子上;一谈起农民减租,眼睛亮得像两盏点燃的马灯。”
1931年9月15日,当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时,鲁迅正专心写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他放下毛笔,转向冯雪峰问道:“你说,朱毛红军是不是像《水浒》中的及时雨?”这话不禁让人深思,五年前,在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愤怒斥责右派,那种“舍得一身剐”的气魄,的确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