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以一名外请专家的身份，再次踏入了西北民族大学的校园，为母校的校友们服务了一整天。坐在硬板凳上，吃着简单的盒饭，尽管一整天没有休息，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快乐。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累，并快乐着”。在活动的尾声，我还有幸为获得一等奖的《大地》剧组校友颁了奖。几十年过去，母校虽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但那依山而建、雕梁画栋的民族风格建筑，上世纪50年代苏联人设计的大礼堂，人造拱桥的精致小巧，以及那4角钱一份的土豆烧牛肉，都让我倍感亲切。
漫步在校园中，开满丁香与牡丹的花园、皋兰山下的花果山、汉语系二层楼的大平台……每一处都是熟悉的风景。想起那时每到瓜果收获的季节，学校组织我们上山采摘苹果，同学们跳高爬低、活蹦乱跳，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那种收获的喜悦感似乎还弥漫在山上。38年前，我从农村第一次来到这个位于兰州五泉山旁、皋兰山脚下的美丽校园——西北民族学院，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全新的生活就此开始。
1979年高考过后，我回到了蒿支沟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本以为会一辈子当农民，忙着拔麦子、给哥嫂抱娃娃，忙着赶毛驴驮石头盖房。然而，夏秋之交的那场百年不遇的雹灾，却意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雹灾过后，我闲来无事上了街，从同学振福那里得知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的消息。拿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我飞奔回家，叫醒了正在睡觉的四哥。几天的阴霾过后，那天刚刚雨后放晴，太阳明亮耀眼地照在农家小院里。哥哥在半梦半醒中看到录取通知书，不敢相信地张大嘴巴，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睡梦里。
家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打晕了，忙着借钱张罗凑盘缠。母亲让我叫来了姐姐，帮她给我缝制被褥。我和同学志伟，还有志伟的母亲坐班车来到了陌生的兰州。由于第一次出远门坐长途车，班车在七道梁绕来拐去，爬山下坡，我晕车呕吐，头都大了。班车路过白银路与永昌路口时，车上有位军人知道我们是上民院的新生，建议可以就近下车。但我们硬是不相信，坚持到了通知书上写的汽车东站。到达后却因错过了时间，找不到接站的人员。在车水马龙的城里，我们不知方位，不知西北民院在哪里。最后，留下志伟的母亲在东站看管行李，我和志伟带上能带的先去打听着找学校。
我们挤上了31路无轨电车，第一次坐公交，才知道车上那么拥挤。双城门站下车后，我们顺着永昌路，一路鼓足勇气学说蹩脚的普通话打听着，背着行李，走一步算一步，那样子现在都无法想象有多狼狈。到了铁道下的洞口还很茫然，仍然在打听。在一位热心美丽的维吾尔族女同学的指引下，我们一前一后出了洞口，才豁然开朗，偌大的用汉、藏、维吾尔、蒙古几种文字书写的校名牌匾和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
报到时，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额头高高棱角分明的蒙古族老师，他是我进校园后的第一位老师。他接过我递上的录取通知书后，开始登记，发放饭票、碗筷和其他用品，并把我交代给汉语系的一位负责学生生活的性格温和的女老师。这位女老师叫来先期报到、来自银川的同班同学贾羽，安排好宿舍后，领我到食堂、医院、小卖部和礼堂，介绍几点开饭、几点打开水等。等办妥了入学手续，放下行李，我和志伟又返回东站去接他母亲和当时带不动的东西。我们到了东站时，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夜幕也已降临，他母亲在候车厅里，坐在从家里带的那口箱子上，由于守护行李，一天水米未进。志伟说，他见到母亲几个小时了还在箱子上坐着，心里酸酸的。
由于那年甘肃招生工作滞后，等我报到时其他省区的同学们都已经来了，宿舍已经住满了，所以系里临时把我加在比我们高一级的78级同学的宿舍里，那间宿舍里也只剩下了靠门口光线很暗的上铺。安顿妥当后我才发现，这里已不是老家那样用汤瓶洗脸了，既然当了大学生、当了城里人，就得早晚要刷牙了。于是，我用身上带的不多的钱，和同学来到了学校门口铁道洞口旁的那个小卖部，买了脸盆、毛巾、牙刷、牙膏等日用品。我没带茶杯，还在那儿花9角多钱买了一个北京造的酱黄瓜罐头，其实看上了那个能旋紧盖子的玻璃瓶，后来我还给这个喝水瓶买了几尺塑料绳编织了个套子。
初进校园遇到的老师、初次体验的城里的生活，都让我倍感新鲜。第一次拿到学校发下的铁瓷碗到食堂学着打饭，第一次到教室里上晚自习，第一次睡在高低木板床上而不是土炕……这一切，都标志着我新生活的开始，也为我未来的求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