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因“国学典藏”系列中的《西厢记》一书而陷入争议漩涡。一名自媒体博主公开指出，该书存在300余处错误，并发布了一系列视频和图文进行批评。这一事件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引发了全民对出版行业质量的广泛质疑。
据博主揭露，书中的错误种类繁多，既有史实纪年错误，如前言中将元成宗大德年号标为1295-1307，而实际应为1297年起；也有文字讹误，如“花必得蝴蝶儿逾妙”应为“花必得蝴蝶而逾妙”，一字之差，意思大相径庭。更有算术错误，如“卷四至卷八”应为5卷，却被误算为4卷。
然而，在这场纠错风波中，也不乏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博主指出两个书名号之间不要用顿号，但根据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中的《标点符号用法》，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并非强制不使用。且该文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非强制性，现行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政府公文中，仍有许多使用顿号连接的情况。
此外，博主在纠错过程中，部分判断依赖直觉，缺乏严密考证。如《西厢记》正文第55页“白马爷爷来子”，博主认为应为“白马爷爷来了”，但有读者查阅原本发现，底本所作即是“子”。同样，博主指出的“文凤求凰”多了一个“文”字，也与底本不符。古籍版本众多，异文普遍，校勘需结合上下文意、曲牌格律、时代语境综合判断，不能仅凭直觉。
作为读者，我们购买大出版社的书籍，自然是希望看得放心、省心。若一切参照“底本”，不加处理，那与直接阅读古籍又有何异？因此，对于与现代汉语习惯不相符或有争议的地方，出版社若能加一个注释说明，无疑会大大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此次风波也提醒我们，古籍校勘是一项严谨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校勘者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出版社也应加强对出版质量的把控，确保每一本书都能经得起读者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