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我是饿着肚子长大的？要我说啊，是饿着肚子在书里找饭吃！”莫言这句幽默的自嘲，道尽了他童年时期对书籍的渴望。1955年，在山东高密的一间土坯房里，这个未来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男孩诞生了。自幼，莫言便展现出了对书籍的痴迷，七八岁时便躲在草垛里翻阅《林海雪原》，将全村的闲书都啃了个遍。尽管父亲对此气愤不已，但班主任的家访却为莫言争取到了宝贵的阅读时间，让他得以在牛棚借天光、门框下就油灯，继续他的文学之旅。
莫言的童年，是在苦难与书香交织中度过的。三伏天挑粪、寒冬腊月修渠，这些艰苦的劳动并未磨灭他对文学的热爱。衣兜里总揣着半截铅笔头，他在田间地头、打谷场草垛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道不明白的欢喜，最终都化作了笔下的“莫言”，这个笔名既是对自己的警醒，也蕴含着庄稼汉最朴实的智慧：真正的故事，都藏在沉默的泥土里。
在教室后墙的作文园地里，莫言的作文总是独树一帜。当其他孩子规规矩矩地写着“今天天气晴朗”时，他却蹲在田埂上，数着同学们跳绳时甩飞的泥点，记下隔壁班姑娘辫梢沾着的槐花。他的作文，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独特感悟，即便是描写运动会，也能用半页纸细腻描绘跳远沙坑里闪着金光的云母片。
煤油灯熏黑了他的鼻孔，却照亮了他心中的文学世界。在《红日》的枪林弹雨和《三家巷》的儿女情长中，莫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他读得入迷，为书中牺牲的姑娘哭湿了袖管，连牛棚里的老黄牛都跟着“哞哞”叹气。村里老人摇头说：“这娃读书读出痴病喽！”然而，正是这份痴迷，为莫言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岁的莫言，攥着牛绳站在村口，听着学堂里飘来的读书声，心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然而，“中农”的身份却像一把铁锁，将他拦在了中学门外。每天清晨，他牵着牛绕到学校土墙根，听着教室里齐刷刷的晨读声，手指头在裤兜里把课本边角都摸出了毛边。牛铃铛叮当响的午后，他躺在河滩上，望着云朵幻想未来，心中却充满了无奈与不甘。
村口剃头匠的一句话，点亮了莫言的黑夜：“知道作家过的啥日子不？人家顿顿吃白面饺子！”少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眼前浮现出咬开饺子金灿灿的油花。那天晚上，他偷了大哥的半截铅笔头，在糊墙报纸的边角写下了人生第一个小说标题——《饺子记》。这个简单的标题，却蕴含着莫言对文学的无限憧憬和追求。
攥着小说手稿的莫言站在军艺门口，军装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那年，他差点与文学殿堂擦肩而过，逾期报到的红头文件正在档案袋里发烫。然而，白发苍苍的徐怀中主任却看中了他的才华，接过他油印的《民间音乐》，纸页翻动声像春蚕啃桑叶。忽然，老人眼睛一亮：“文化课不及格也要你！”
在军艺图书馆的日光灯管下，这个曾因成分问题失学的青年，像饿汉扑在面包堆里一样贪婪地阅读着。有次座谈会上，老作家们摇头叹息：“你们没扛过枪，写什么战争？”莫言蹭地站起来：“作家要挖的是战火里扭曲的人性！”满屋前辈笑着摇头，只当是毛头小伙的狂言。然而，七天后这个“狂徒”却抱来了油墨未干的《红高粱家族》，用高粱酒般浓烈的文字，将胶东大地上的爱恨生死泼洒成血性画卷。
三十年前，莫言用《红高粱家族》让“高密东北乡”在文学地图上扎了根。他像老农守着一亩三分地一样，用笔尖续写这片土地的春秋。九十年代写《丰乳肥臀》记录父母辈的悲欢，十年后又用《生死疲劳》画下自己这代人的年轮。最让莫言惦念的，还是八十年代在供销社仓库写作的日子。煤炉子哔啵作响，窗外是胶东小城的市井喧闹，稿纸却能在烟火气里开出高粱花。
如今，虽然北京书房里摆着《高密县志》，但莫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阳台上种的小葱蒜苗，是他特意留的乡土印记。每次掀开窗帘，恍惚间就能望见那片熟悉的高粱地。莫言的作品，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深刻反思和艺术再现。质疑莫言作品的人，或许真的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无法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文学创作的艰辛与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