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现代文明，作为这一漫长历程的璀璨结晶，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与先进的技术设备，无不深深植根于历史与现实的多元文明土壤之中。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言，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对历史上各种文明及当下不断发展的周边文明广泛吸收与融合的结果。这一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也非简单叠加，而是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分化与融合。
文化融合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特定条件的成熟。当提供滋养的文化本身处于消融状态，或在时空上相距甚远，人们便能从中汲取精华，而不被其外在形式或制度所束缚。战争，有时成为推动其他文明解体的催化剂，但新的文明形式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选择性地吸纳可转移、可移植的文化片段。正如英格兰在修建哥特式建筑时，巧妙地利用罗马式别墅的石材与瓷砖，却遵循着截然不同的哥特式风格，展现了文化融合的智慧与创造力。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融合的开端与结束，从最初的吸纳到最终的扩张与征服，构成了世界舞台上不断上演的生动剧目。这一过程中，一种文化若尚未完全确立自身形式，新的发明尚未成为广泛接受的习惯，便越能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养分。正如10世纪的西欧，如同一片等待播种的沃土，迎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催生了全新的艺术与科学形式。
然而，文明融合并非构成现代科学的唯一维度。机械技术的风行，机器的大量使用，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欧洲人的机械使用中，钟表的出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时间的无处不在与可量化性，为效率概念奠定了基础，更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宇宙秩序，使时间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成为普遍的尺度。
钟表技术的核心，竟源自中国。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机械钟表雏形，已具备了擒纵机构与齿轮传动等基本装置。然而，在中国，钟表始终未能成为普遍社会化的技术装备，而是作为皇家的礼器，用于测天时、占星象，服务于伦理与礼仪的需求。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礼仪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天文学作为伦理学问的独特地位。
相比之下，钟表技术传至西方后，迅速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宗教仪式相契合，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技术传播与文化融合的互动关系，也揭示了现代科学起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正如吴国盛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中所指出的，现代科学的形成，是文明融合与机器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