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微信朋友圈里掀起了一股回忆中学时代的热潮。我时常看到那些同样毕业于百良中学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用文字描绘着在母校度过的青葱岁月。然而，除了少数几篇对数学老师王敏超、语文老师杜光前的感恩纪念文章外，大多数回忆都聚焦于那段充满苦难的时光。有老同学问我，为何不写写自己的回忆？我笑而不语，心中却泛起层层涟漪。
我能写什么呢？重复那些大家已经写过的贫穷与落后吗？打地铺睡觉、点煤油灯熬夜读书、吃红薯和窝窝头充饥……这些场景，每每被无意中提起或想到，都让我心生寒意。我怎忍心将这些苦难系统写成回忆文章，主动揭开伤疤给人看，甚至给自己看？
我想起后来职业生涯中的一位老领导，他曾说，如果给他再多出国的机会，他也不会选择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给了他多次出国学习、考察、讲学的机会，而他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国家还很贫穷，出去是为了学习先进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回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到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去，也许能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却学不到我们国家最需要的东西。
老领导的话，虽然失之于实用主义，却对我影响至深。以至于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愿触碰小学、初中乃至百良中学那段贫困的时光。那时的贫穷，仿佛一旦触碰，就会氤氲成一片可怕的恐怖，因为对贫穷生活的联想回忆会有多米诺效应，引发更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上百良中学之前，我在本村完成了小学五年、初中两年的学业。那时，村上人家的日子都过得恓惶，每年只有春节假期那段时间才能吃到白面馒头和少量的大肉。平时，我们主要靠红薯和小米稀粥充饥。好在我们村是个小村，家距离学校很近，每天两顿饭都在家吃，不管是红薯还是玉米面，至少能吃上热乎饭。
用我婆（渭北一带对祖母的称谓）当时的话说就是“没饿死就算好的了。看看南巷那谁，兄弟两都到沟南要饭去了。”我婆说的“那谁”，是比我高两级的同学，因为家里兄弟多，父母无力供养他们，连一日两餐都无法保障，更遑论背书包上学了。据说，当时揭不开锅的人家不在少数。
在最近几年和同一公社候卒村的闵恩广同学餐叙时，我们不止一次地聊过家乡贫穷这个话题。他坚定地认为，从我们上大学到工作至今四十多年的阅历来看，当时的百良在全国就是最贫穷的地方。我也深以为然。上大学时，读到恩格斯评价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中的一句话：“画面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贫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对比，在大诗人杜甫的笔下，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怜因为贫困局限了我的视域，我无法想象“冷酷的富有”是怎样的富有。但我坚信我所经历过的贫困，就是令人“绝望的贫困”。
熄灯铃后，因为晚饭多吃了一个红薯导致肠胃翻江倒海而无法入眠的痛苦；因点煤油或柴油灯熬夜读书导致翌日清晨流出黑色鼻涕的狼狈……这些挥之不去的回忆，怎能让我轻易说出“我爱你”啊，我的百良中学？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这样认为。
然而，理性告诉我，百良中学毕竟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古训告诫我，就冲这一点，我也应该爱她。回首18岁以前的过往，不可否认的是，在贫瘠、荒芜的心田里，时而也会冒出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美好、温馨的点滴记忆。也许，这些“点滴”正是彼时生存发展能被支撑的强大动力。
1978年，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结束了由推荐到推荐＋考试升学高中的历史，迎来了纯粹以考试成绩作为升学依据的曙光。我得以和全班同学相似的情形，以全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百良公社唯一的一所，也是合阳县七所公办中学之一的高级中学——百良中学。能够进入高中上学，对于我这个每每在填写履历表的家庭成分一栏里无地自容地填上“地主”二字的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父母亲脸上密布了多年的愁云终于一扫而光。在家长的影响下，我当时发自内心地喊出了“华主席万岁！”“邓小平万岁！”的口号。
进入中学后，我取得人生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原来上小学、初中，在总共不到千人的小村落里，经过七年的奋斗、积累，习惯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也因此而得以考进百良中学重点班。我们那年百良中学共招生三百余人，分六个班，一班和二班为重点班。我被分在了一班。同学半年一学期后，才发现周边充满了学霸。李家庄的许天周、百良东村的王中有、阿场村的张首都、伏蒙的白山稳、北尹的王仲奇、东宫城的党兴哲、马家庄的李安敏……他们在各科（特别是理科）的学习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和努力。
